读《崔奇: 小编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阅读对象:《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作者崔奇,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共270页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一九六二年十月,

概述: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⑩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⑾。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⑿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⒀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⒁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⒂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⒃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⒄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⒅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作者崔奇原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1960年参加起草以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为名义的对苏论战文章,1962年正式调入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为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他的回忆给后人了解中苏论战的具体内容提供了一些补充性的材料。本书主要内容是从1953年3月苏共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国对斯大林历史评价的分歧开始书写,直到1966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写作小组”解散——讲述了这期间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为历时十余年的公开论战,直至两党关系断绝,国际共运分裂。一共三十九章,270页。实际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前122页是讲述作者进入“写作班”之前中苏论战的大体过程,内容基本上是通过总结和转述其他文献对这段历史描述,并且加上作者本人的评论开始的内容,基本上是作者2004年已经发表在另一本回忆录合集《历史的脚步》的文章《钓鱼台8号楼记》的内容,即:从作者1962年加入“写作组”开始,到“论战”结束,对期间一系列中苏论战文章出台的背景、意图,酝酿、写作和修改过程的回忆。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内容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作者在序言里说:“……是为了给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提供一份具有某种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这说明作者出版这部回忆录性质的书籍,是面对“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让它作为历史资料而存在的。而通过阅读全书,我认为它的目标群体更主要还是“有兴趣了解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而不是“有兴趣研究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这两个目标群体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需要的是结构简单、概括性叙述性强的书籍,对于完整性与客观真实性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后者恰恰相反,对于完整性以及客观性的要求较高,而对于叙述结构相对复杂的文献有较强的接受能力。由于,本书的前122页基本上是对其他相关着作的引述总结加上一定篇幅的“作者按”,仅仅是为了使中苏论战过程能够比较完整的在本书中被表述出来而已,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为“史料”的可能性;从123页开始(最后两章除外,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对中苏问题的谈话),则是作者对从“前七篇”“二十五条”以及“九评”文章出台的背景、意图,酝酿、写作和修改过程的回忆,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另外,全书每一章节都加入了作者从所谓的今天的角度对当时的看法,可以说这个“作者按”基本上是全书唯一能够贯穿前后连续一致的作者所创作的文字。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通读全书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全书一共有两条写作线路,一明一暗。明线是以时间为顺序,对整个中苏论战大事件叙述为基本结构;暗线则是从开始贯穿全书的“作者按”等作者自身对每个细节的看法和评论,加上全书最后两章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看法。前后呼应,贯穿一致。篇幅上,明线笔墨颇多,暗线较少,点缀穿插;内容上,明线基本没有突出的新内容,而暗线则巧妙地勾勒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批当代精英团体的历史观。具体来讲,这种历史观的表现主要从两个方面:1,认可中苏论战中中方的正义性,并强调这种正义性主要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是一种国际关系上对于平等的诉求;2,否定中苏论战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意义,进而消除其对于修筑主义批判的正义性,以便为改革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进行辩护。对于这两种主要观点的表述,作者使用的方法也比较直观:前者,通篇的历史陈述强调我们的正义性,最后加上从《吴冷西回忆录:十年论战》里节选出来作为倒数第二章的毛泽东讲话,强调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要追求平等,无他;后者则是在通篇的历史称述中不停地加上“作者按”,强调“今天看来……”,加上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的对此事的外交辞令作为最后一章——表达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必要性的怀疑和否定,前后呼应。由于明线书写部分基本上没有新的内容出现,因此“暗线”就自然被突出了,更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的确用心良苦。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两章作者的选材很是不同。第三十八章是毛泽东1964年11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一次谈话的概括。主要是毛泽东谈了对论战的主要“起因”的看法,至于毛泽东对论战整体历史、政治意义的看法作者则根本没有引用或者谈论——个人认为,这就和只谈“萨拉热窝事件”,而不谈一战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一样断章取义。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而第三十九章则是包括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时邓小平的外交讲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0年5月31日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科罗舍茨的谈话等三次谈话。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这三篇谈话的性质、顺序以及内容: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首先说选文的性质。第一和第三篇是两篇外交场合的谈话,属于“外交辞令”。都是在缓和两党两国关系的洽谈会议上的对话,因此多少都会在当时的自我立场上有所保留,或者说是部分的自我否定。而第二篇是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和两位“笔杆子”谈党的对外关系原则时的谈话,和毛的那次谈话比较有可比性。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选文的顺序以及内容,这两点需要放在一起说。这三篇文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排序的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对同一问题的同等性质的材料排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没有人会在没有原因的情况下对所选材料的时间顺序进行重排,因为这里是对材料的罗列,并不是再创作。可是这三篇文章,首先时间顺序是混乱的:“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是1989年5月16日,《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1980年5月31日,“同南共代表科罗舍茨的谈话”则是1987年6月12日。三篇文章内容上看起来好像都讲了要互相尊重,不要对兄弟党指手画脚之类的,但实际上经过仔细阅读会发现:只有后两篇是着重讲这个的。而第一篇的重点,或者说主要内容是对意识形态的再认识,是对过去坚持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否定——可以说这一篇外交辞令才是作者要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才被安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作者可谓用心良苦。至于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就不在这里展开谈了,毕竟这不是本文重点。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接下来需要谈的问题就是关于文章对其他文献资料引用的情况,这个也基本上是针对本书前122页的信息来源问题。我们以第一章为例子: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从斯大林逝世到赫鲁晓夫上台”这段历史的简单复述,其中一头一尾分别是“毛泽东发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和“毛泽东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两小节。这两节中部分文字作者给出了出处,比如:引用《吴冷西:十年论战》里描写毛泽东自己对给斯大林写歌颂信的看法S1,以及最后一节引用《吴冷西:十年论战》描写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提到赫鲁晓夫的“黄祸论”等;但同时,第一节内还有部分信息作者没有给出出处,比如:关于斯大林不是苏共总书记的原因,基本上属于作者自己也并不确定的道听途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一章剩下的小节中,比如第2节关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叙述并没有给出任何出处,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人尽皆知”,但是这并不是作者亲自参与的部分。同样还有“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以及“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等等。这种情况基本上遍布本书的前半部分,究其原因,因该是作者考虑到本书是“亲历”“回忆录”为卖点。如果大量信息给出了出处等于直接提醒那些“有兴趣了解这一段历史情况的人们”这里不是“亲历”。如果出现太多,就会连“回忆录”的性质都被质疑了。而123页以后的部分,基本上不用考虑什么注明信息出处的问题,因为基本内容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如何修改政论文章的细节,加上作者以“今天的高度”重新给出的评价。这里就引出了下一个需要分析的点,本书的语言和文字。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本书的语言和文字,有可能会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全书的书写透出了十足的政治文章书写功底。宏观线索清晰准确,细节把握十分到位;看似柔软,却柔中带刚,看似有些平淡无聊,却绵里藏针。这绝对是当年中共中央一线笔杆子胡乔木、吴冷西等言传身教出来的好学生,加上作者几十年在政治宣传工作中丰富经验练就的深厚功力——可以说,这独特的“明暗双线”叙述方式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如何书写政治软文”的好教材。更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则是本书后半部分对“前七篇”“二十五条”以及“九评”撰写以及修改过程的细节描写,如果结合这些论战原文的话,可以不用修改直接作为政论文章书写的案例教材了。就冲这一点,大家也应该买本这书放在案头拜读一番——如果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能够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以及可操作性的话,那么不久的将来说不定这本书能成为一本匹敌各种申论辅导教程的高阶经典之作。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外延: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作为单独出版物,本书出版整十年前,1999年5月出版的吴冷西所着回忆录《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是这个领域里到目前为止最为权威性的回忆性材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无法回避的一本着作。而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的新内容与信息集中在122页之后,关于写作组如何起草与修改中苏论战文章的细节是《十年论战》所没有涉及的内容——但是,这部分相同内容早已经被作者崔奇于2004年发表在《历史的脚步》一书之中。所以说,本书中唯一真正是首次出现的内容,应该就只有贯穿全书的作者以今天的眼光所做的评论了,即“作者按”。而这贯穿全书的“作者按”就是体现作者意识的最直接材料,可以表现出作者出版本书直接动机,即:希望以一个“当事人”的权威身份去解释这段历史。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高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正走向了负。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关于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出版本书,我觉得应该是如下几个原因: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首先,本书出版十年前,即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吴冷西选择了在这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用一本回忆“中苏论战”的书部分的做一个历史交代,虽然由于政治原因不能言无不尽,但是毕竟是一个最终的交代。而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整数,恰恰十年后的2009年,本书作者出版了自己在同一题材上政治观点几乎相反的回忆录——这再明显不过了是作者用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方式对吴冷西做的的一个回应。辅助的证明是本书出版后几乎第一时间,在2009年8月2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就出现了知名右翼政治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的“书评”《回首中苏十年论战》,用语尖酸刻薄矛头直指吴冷西及其回忆录的同时对崔奇及其着作则是大加推崇。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另外,2009年是建国60周年,不同以往,这个时间是人们开始反思改革,重新看待历史的时刻。左翼与右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又再一次的被推到了前台,从党外到党内都在重新梳理过去,展望未来。而长期作为改革后意识形态宣传领域里工作在一线、并且坚持向右改革路线的人物,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身份,用一种曲笔的方式,发出了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声音。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最后一点,在本书发表之前,当年中苏论战时中方“写作小组”的其他所有成员均已逝世,作者是唯一的在世者——这一点,也是作为本书的大卖点之一,明明白白的印在本书的封底上。这基本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垄断解释权所做的一种尝试,但这本身恰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比如:哪些人喜欢在当事人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回忆”历史?(巧合的是,本书惟妙惟肖的描述了赫鲁晓夫如何在自己回忆录里让已经去世的法国战前总理达拉第替自己背黑锅)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本书写作的大政治环境也比较有意思,恰恰是中国这个由左翼政党领导的国家走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右边车道,并且全社会的既得利益精英们仍然在不停地鼓吹右倾;同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恰恰在这个时候强烈的反刺激着整个国家,让所有左翼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低潮期又一次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右翼鼓吹的的意识形态在实践的领域第一次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语,但同时右翼却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拥有各种强势的资源:各种媒体、各种出版方式以及各种其他平台;而左翼也是长期以来第一次从社会主体人群得到如此之多自发式的推动与支持,同时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却失去了几乎大部分资源,于是左翼再次回归了社会主体——草根。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本书作者在这个时候发表了自己的名为历史回忆,实际为政治观点的着作是值得玩味的。作者多次表示书中观点是以今天的高度对过去的反思,实际上却是完全没有新意,基本上是重复了过去三十年所有右翼精英的理论逻辑,以及对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混乱状态进行积极辩护。其实,改革有着很重要的历史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建立开始就是在不断地改革中进步的,这一点不需要质疑;但是改革中也出现了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主要是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逻辑悖论——这一点,与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改革”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历史后遗症有着极大地相似性。最大的实际是,本书针对的吴冷西《十年论战》恰恰是一本“反思之作”,在1999年这样一个人人都在“改革又开放”的年代,能够在有限范围之内,尽自己所能的说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才是真正的反思——书中所忆为中苏论战的时代,实则处处体现的是作者如何看待1999年以前全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最后: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总体而言,希望所有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朋友都能看看这本书,因为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将注定与吴冷西《十年论战》一起,作为当初“写作组”成员的重要回忆与立场留下来,成为不可代替的资料。不同的是,吴书会更多的作为研究“论战”以及“中共意识形态史”的重要资料,而崔书更多的会成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精英利益集团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的重要资料。另外,本人也强烈推荐将本书结合中苏论战中方文章原文一起阅读,作为政论文章写作的指导性读物——可谓实实在在的公务员考生居家旅行复习备考必备之良书,一定能让大家事半功倍!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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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威尼斯app官网下载,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①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③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④”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⑤”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⑨同上。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⑦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⑧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⑩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①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②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9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③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④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⑤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⑥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⑦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⑧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③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④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⑤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⑥”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⑨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⑨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⑩”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⑾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⑿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⑤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⑦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②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6日。

  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⑿周恩来、王洪文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讲到中苏论战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①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会见金日成,征询对复信的意见。金日成说,文件很好,对争取中间派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②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连续几天讨论复信稿。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④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⑤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⑥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声明公布参加即将于七月五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声明责成中共代表团坚持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①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②”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③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列举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⑦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立此存照。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的由来。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⑧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这种场面是少有的。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⑦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⑨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⑩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⑧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①毛泽东同威尔科克斯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②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30日。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③毛泽东同黎笋、长征的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4次会议(扩大)记录,1963年6月30日。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⑦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⑧毛泽东对《二评》9月2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①

  ⑨毛泽东对《二评》9月5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⑩毛泽东对《二评》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②(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③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①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④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②《晋书·刘元海传》中有:“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②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③”“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④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⑧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⑩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③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页。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⑧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⑩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①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③

  随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贺电稿搞出一长一短两个方案,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长的比较满意,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④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这个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⑤”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泽东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到七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多次修改。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④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电报稿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14日。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③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③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2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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