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壮丽七十年,初心歌唱新时代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16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十字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

这是一片承载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红土地。星星之火从井冈燎原,共和国的伟大预演在瑞金启幕,二万五千里长征自于都出发,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
这是一片创造新中国发展奇迹的红土地。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枚海防导弹、第一辆柴油轮式拖拉机、第一辆军用边三轮摩托车在这里诞生,起飞、升腾、驶向光辉的未来。
这是一片奋力书写新时代答卷的红土地。国之重器C919大飞机的部分机身来自“江西造”;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硅衬底蓝光LED技术出自“江西研”;发展增速连续4年跃居全国第一方阵。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的要求,新长征路上再出发、奔跑,奋力书写不负新时代的满意答卷。
来自初心:小康路上同步跑
柏油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与绿树浓荫相互映衬,清池塘、景观亭点缀其间,田间老表朴素而满足的笑容最动人……在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一派秀美宜居的七月乡村图景。
“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潭头村的真实写照。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筑河堤解决内涝,到2008年新农村建设改善村容,再到2012年以来实施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助推脱贫,潭头村一步步有了今天的新气象。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他强调,我这次来江西,是来看望苏区的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摘帽。
1934年,红军主力部队在于都集结出发长征。104岁的赣南籍老红军王承登至今不忘跨过于都河时的信念:“往前走,才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以百姓心为心,潭头村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老区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庄严的承诺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2017年2月,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两年后的除夕夜,井冈山神山村村民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向全国人民展示脱贫后的幸福生活:“打起糍粑过新年,龙舞欢腾笑开颜……”
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率先脱贫摘帽不是最终目标,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从鄱湖之滨到罗霄山区,新世纪前10年这里减贫274万人,到今年初,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385万人减至50.9万人。近3年江西18个贫困县脱贫,最后7个贫困县今年将全部摘帽。
一边是66栋鳞次栉比的客家小楼,一边是7栋留作记忆的危旧土坯房,在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新旧对比穿越70年时空。
70年前,这里的农民“柴当枕、水当镜、盖蓑衣”。70年后,农民走上了水泥路、用上了稳定电、喝上了干净水。村民华小平说,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想也想不到”。
曾经闭塞的老区,因为一条铁路踏上脱贫致富的“风火轮”。
1996年,京九铁路开通,赣南老区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为了更好圆老区“火车梦”,京九铁路特意拐道兴国、瑞金,为此多修了4.1公里。当火车第一次驶进兴国县,乡亲们扶老携幼徒步几十公里山路来到车站,时年88岁的老红军谢象晃手抚火车车厢热泪盈眶。
就在一个月前,昌赣高铁全线贯通。时隔23年,昌赣高铁同样拐了个弯,取道施工难度更大的万安、兴国等老区县。
“从‘普铁’到高铁,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说。
7月18日,赣州国际陆港今年第167列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开往波兰,这个数字超过前两年总和。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颁布了第一部成文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更完善的土地法。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们发自内心喊出了“共产党万岁”!
新时代新征程,多领域深层次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老区百姓。
距井冈山380多公里的鹰潭市余江区,2015年以来在949个村推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先后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5251万元,“两权”抵押贷款授信4.2万户,631户农民领到“房地一体”不动产证。

祖国壮丽七十年,初心歌唱新时代 供稿:南京教育[全部信息] (2019/09/27
16:42:16)
图片 1本文刊于2019年9月26日南京教育局官方微博“南京教育”,链接:

原标题:不忘初心为百姓(一线视角·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⑦)

我是一个学生,比较喜欢看电影,不论这部片的特效剧情什么的,但它确实给予了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展现了壮丽雄浑的印度铁血之战,看到了印度的文化输出,,而我们国内呢,也是文明古国,多少英雄人物,各大战役百万大军,各大国家,值得去拍,然后你给我来一手长城?战神记?确实差了不止一点半点,每周的国产电影除了爱情片就是警匪片,和无脑喜剧片…哎,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希望国产电影越来越好吧,有越来越多中国文化的东西,让其他国家的人看一看在曾经这片土地上中国人的伟大..

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70多年前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村民吃不饱、穿不暖,有的甚至穷得没裤子穿。今天,当人们来到这里时,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画卷在眼前展开。2018年,全村总资产7.2亿元,人均纯收入3.1万元,是名副其实的“亿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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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里。8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筹备地。

元宝村如何实现了这一转变?不久前,笔者到这里蹲点采访,在农家院里、巷尾村头与村民唠家常,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看发展。半个月下来,元宝村富起来的原因渐渐清晰,那就是始终跟着党走、始终心系群众。这也是元宝村的共产党员在70多年的时间里,交出的一份不忘初心的历史答卷。

可以说,“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者最早的大熔炉。

回望历史,初心如磐。1946年,党的土改工作队来到元宝村,发动群众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党领导的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深刻社会革命,让元宝村的村民们真正站了起来,也让参与了元宝村土地改革的东北解放区土改工作队成员周立波,以饱满的热情写就了经典名篇《暴风骤雨》,记录了这场伟大的运动,塑造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共产党员群像。在元宝村蹲点采访,经历当年土改的老人虽已故去,但村民总是对我说,“《暴风骤雨》里为咱百姓着想的好干部,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1920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

初心不改,使命不移。时代不断向前,党带领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没有变。改革开放后,以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为班长的村两委,响应上级号召,带领村民搞村办企业,从田间地头到市场潮头,带领村民经历了一次次市场的洗礼,让元宝村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上世纪90年代,元宝村刚刚富起来。村党总支决定,由村里出钱帮农民缴农业税和提留款,直到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村民们是最实诚的,你待他们有多真,他们便对你有多诚。在村里为村民减负的十多年间,村民们非但没有松劲儿,反而把钱都投入到土地里:260多万元累计投进农业生产中,让元宝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近几年,元宝村又及时跟上形势,在供给侧发力,推动村办企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6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带领村两委班子再次创业,一点一滴学习高品质水稻种植技术,帮助元宝村在农业消费提档升级的时代大潮中领先了一个身位。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陈独秀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这几年,笔者去过黑龙江不少村子。总结起来,凡是发展得好的村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一个好班子。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在眼前与长远之间,元宝村两委带领群众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既要集体富起来,也要让个人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共同富裕;既要现在享福,也给子孙留财富,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是有无数基层党组织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才让发展奇迹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一滴水中见太阳,小村庄里天地宽。白山黑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群众接续奋斗,用如椽之笔在壮阔的土地上续写辉煌。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他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的他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此时的上海渔阳里弄堂内那间挂着“2号”门牌的房子里,射出一道炫目的光芒,它正将黑暗的上海滩夜空刺破……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不容易找得到呢!”

“太好了!”李汉俊一听兴奋地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念。

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柴屋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一边给他的双腿盖上一件厚棉衣。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

古朴的山乡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风云。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同情巴黎公社革命的一位名叫欧仁·鲍狄埃的革命诗人所写的诗。那一天,他从战友的血水中爬出来后,回到宿舍,一口气写下了这首后来被称为《国际歌》的歌词。

而此刻,这位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那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轮换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拿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上,“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感到饥肠辘辘时,才下意识地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用手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娘,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这位囊中羞涩的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也没人再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又把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之后的几天日子里,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多次相约在刚刚建成的北大“红楼”图书馆见面和座谈,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发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交代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很快,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望道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由“北李南陈”确定下来的。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一大”的13人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成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的血,如旭日朝霞,映红了东方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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