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人文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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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传播学改革分析

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曹萌教授就是运用这组关系实现了他多年的学术理想。从2002年发表《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到2006年出版《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传播研究》和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可以明确地见出,曹萌的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工作正由启动嬗变为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以开拓新学术领域为目标,以特定研究方向为突破点的学术上的荜路蓝缕。文学传播学是将传播学知识方法和理论体系与文学研究加以学术嫁接而产生的新学科,属于综合性、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从理论上说,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作为传播内容而被传播的过程与现象,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理论与规律;另方面是文学作为特定社会信息的传播媒介或传播手段而实现传播的行为或现象,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理论与规律。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为此,北京大学龙协涛教授在给该书作序时称:曹萌教授撰写的这本文学传播学方面的书稿,就是传播学这棵大树同其他树种嫁接的一个成熟果实。文学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读者会看到,在有关这门学科的以后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的链条上,在许许多多有志于此的学者一棒接一棒向目标冲击征途中,曹萌教授这一棒的价值和他这本书的筚路蓝缕的作用。时隔不久,曹萌的另一部文学传播学着作面世,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该着是曹萌创建文学传播学的继续和深化。中国古代戏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体裁,因此文学传播的特征和规律,也突出而鲜明地体现于戏剧作品和戏剧发展中。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必须在动态的传播研究中,才可见出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客观轨迹。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包括剧作者、剧本、演员、导演、观众,以及剧本的基本模式与相应的艺术形式等因素,同时还受其外部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宗教、其他艺术、文化娱乐需求、各种社会文化体系等条件的制约。此外,像当代戏剧一样,中国古代戏剧也是一种群体性的艺术活动,是既具有时间艺术特性又具有空间艺术特性的综合性艺术,再加上戏剧活动本身具有社会性,所以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文化现象。

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内涵和外在表现,很大程度地决定了作者对其实行文化批评和传播学角度的考察,必须有多层面、多角度的设计与构思,即根据其作为复杂情况和背景作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的研究推进。其中,传播学角度的研究和考察则是最能够科学、客观地揭示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根本性规律的途径。所以该书序作者朱一玄教授说:从研究的布局和撰着的内容看,这是一本与当代戏剧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甚至是一本直接关系戏剧发展与建设的研究性着作。据曹萌向我介绍,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从大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戏剧及其传播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论析,以便发现其中与文化、文学发展与文学传播有关的规律,以及与传播学有关的理论因素,在学界业已形成传统和模式的戏剧研究背景上,力图给现代人们认识中国古代戏剧、戏剧传播,以及与戏剧有关的文化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新的研究参考与示范,同时也与他前次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等构成特定的研究系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学科或研究领域,历时已相当久远,甚至西汉时代的诗学和东汉昌盛的经学都不是它的起点。这样的学科委实需要加入一些翻新甚至革命的学术因素,以激活其中某些衰老的、疲惫的学术传统或状态。因此从传播学立场出发,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特定的体裁,以及文学思想、文学现象,是可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更重要的是对已经形成传统研究模式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实行一定的革新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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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人文精神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所反映的乡国情怀。大量的作品表现了对于乡土的眷恋,对于国家的执着深情。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土、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诗•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之悲伤。征夫行役,思念故土,自此之后,此主题就在诗文中不断出现,并且衍化而为游子思乡,迁客怀土。此故土情怀到唐代作者那里,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山水漫游,或是贬谪迁徙,对于故园的思念,常常是对于心灵的一种慰藉,是心灵寄托之所在,不过写的更加动人。李白的《静夜思》,家喻户晓。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在胜迹中引起对于故乡的怀念,是望故乡而不可见,乡情与辽阔江水一样迷茫。对于故乡的思念往往带着一点伤感,带着对以往岁月的留恋与回忆。王绩见乡人问家园情形,对于家园的惦念几乎是无处不在:“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决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王维则问的及其简洁而情思无限:“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他关心的是那记忆着一段少年往事的一树梅花,故乡意味着那值得怀念的青春岁月。与乡土情怀相关联的,是对于国家的爱恋。家国之思,常常难以分割。屈原忠而见疑、忠而见弃的悲愤之情,被后代文人引以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他那虽九死而不悔,上下求索的精神,引入我国的文学传统中,被反复咏叹。路游的那些至老不忘报国的诗,曾经激励过无数的爱国者。“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甚至在临终前,还系念国事。岳飞的《满江红》则几乎成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缩影。乡国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和赞颂。我国的山水诗文特别发达,与乡国情怀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2、中国古代文学的亲情主题

我国文学对爱情的描写,可以分为民间作品和文人作品。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的更为热烈执着、更带野性色彩。除了大胆的描写之外,表现爱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坚贞执着。《上邪》、《孔雀东南飞》等都表现出不受压抑的人性的本然状态。文人描写爱情之作,一方面是含蓄,不像民歌那样直白;一方面也深化了,使其更丰富、更曲折、也更多样。大多数的作品里带着理想的色彩,带着浪漫的情调,把人间的美好爱情,更加幻化,加进诗情,加进动人的情节和美丽的词采,或者加进悲剧色彩,理性的评说,使爱情主题变得更为丰富而复杂。我国古代文学中爱情婚姻主题的经典莫过于《红楼梦》。这部小说把少男少女的感情世界、把他们的感情纠葛放在一个大家族、一个社会的衰败过程中来展开。如花的年华,初开的情窦,繁华的生活,理想的爱情追求,欢乐与哀愁,都弥漫于其中的悲凉之雾中,无可挽回的走向悲剧的结局。把爱情婚姻主题写的如此深刻复杂,可谓空前。与爱情主题并存的,是友情主题。在我国古代文学里,表现友情的作品数量极大,行旅怀思、赠答送别等。古人说的“诗可以群”,也多是指以诗表达友情而言的。那些对友情真诚执着,把朋友的命运视同一己而为之废寝忘食、忧思牵挂的故事,更传为千古佳话。向秀《思旧赋》借麦秀黍离之悲,写对于挚友生死相隔的刻骨铭心的思念,见旧居而追思往昔宴游,由笛声而忆故友临刑前从容弹奏《广陵散》时的情境。一种生死与共、难以为怀的深情,感动着千古读者。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是为人所熟知的事例。读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你会体会到友谊在一个人心中占据到何等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李白诗,写梦境中两人相见的情境:分明实有,又疑其实有;分明已见其憔悴容颜,又疑其何以能到此。没有刻骨铭心的牵念,绝写不出如此动人的梦境。

3、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生感悟

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着天人一体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到文学中,就出现了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大量的对于历史、对于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当个性得到张扬的时代,这种表现就更为突出。魏晋战乱造成的人命危浅,促成人生感悟诗文的大量涌现。陆机把对人生的感悟上升到哲理的思索:“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作为个体的生命最终是要逝去的,但作为“人”却是永生的。个体虽逝去,而人世永存。犹如川河与水的关系。水流不断,今日之水,已非昨日之水;而川河却依旧。草木春华而秋露,历万代而常然。后来的《春江花月夜》也是这种感喟,不过词采写的更为美丽。除以上外,我国文学还有更多的内容,如对于苦难百姓的同情,对于人生不幸的反映,对于现实黑暗的抨击,对于公正的呼喊等。但是执着而深沉的家国情怀、热烈而真挚的亲情主题,深味人生的理性思索,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它表现了一种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民族的自豪,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既是对于生命的张扬,也是对于群体的认同和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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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程改革途径

1.积极引导,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身分,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留存至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为后世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当今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使用的文学手段,大多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读懂各历史阶段重要的文学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意义重大。此外,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丰富多样的精神世界、思想内蕴、感情意象可以使学生在怡悦精神和情感满足的艺术享受中增益自身的心灵美和情操美。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光明幸福的憧憬可以培养他们的崇高理想;仁人志士报国济时、视死如归、持节不渝的忠诚可以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浩然正气;哲人学者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博大胸襟可以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清流贤达反势利、反庸俗的磊落气度和冰清玉洁涅而不缁的高尚品质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范;自然风光、人文胜迹的讴歌可以培养他们对祖国山水的自豪与热爱之情。而且中华民族文学独有的样式和特色,可以使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祖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更能够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深刻理解理想信念、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真正做到用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知识,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说,古代文学是我们祖先创造和留传下来的珍贵财富,而古代文学教学,是这一珍贵财富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丰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扎实过硬的专业基础、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对课程的这些重要性,教师有必要在课前和课中对学生进行相关讲解和引导教育。有了这样的思想动员,学生可能不会再存在“有用无用”的顾虑,而是去想方设法完成好学习任务。

2.优化教学内容,适应课程改革需要。从时间跨度上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从先秦到近代,纵贯三千年,涉及的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从涉及学科上看,它是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因此,它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与庞大的教学内容相比,几乎所有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都存在教学容量大而教学时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既获得开阔的知识视野,又能获得审美直觉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这就需要对该课程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一直以来,教师授课都遵循着以文学史为纲的基本线索,以作品阅读分析为辅助,以选修课为补充,力求全方位打好学生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这样一种思路,笔者认为这是不应改变的。教师需要的是对具体教学内容的深度认知及如何科学地传授等问题的思考,这是改革的关键。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属于基本知识积累的层面;文学发生原因的深层追寻,文学发展嬗变的逻辑归纳,以及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层体悟等,属于思维训练与能力培养层面。两个层面怎样才能进行科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关键是课程设置及处理好基础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基础课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选修课则强调研究性与前瞻性。两者相互补充,不仅可以使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有利于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并使知识结构趋于优化。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时间,针对文学史和作品阅读与分析的不同特点,应采取不同方式。文学史以点带面,其基本知识、发展线索等以教为主,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则以自学为主。作品阅读与分析点面结合,经典性作品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可以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这样在知识优化的同时,又进行了思维训练,培养了审美直觉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还应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应该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这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都是必须的;还应强调关于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的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还要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因为对教师来说,若不收集完备的资料则根本没有发言权;同时要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整合,使教学在新世纪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并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教学中还应注重当代意识与古典领域的交融,注重古今贯通,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及历史变化角度理解古代作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3.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手段单调,教学形式单一,以“填鸭式”、“满堂灌”为主,师生之间沟通不够,相互启发、促进不够。然而,作为教师如果想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话,就应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待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改革教学方法,找到一个良好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改革教学方法,应加强教学设计,提倡在采用传统讲解法的同时,采用讨论法教学,推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方式。这种方法能引导学生关注学术热点,特别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生智力的开发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从而师生形成对话格局。关于讨论的问题,可以布置一些热点话题,也可以布置课堂讲授的一般性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收集材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然后在课堂上评述各家观点,有根有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加深学生对问题进一步理解。学生课外查阅资料,动手动脑,更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推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已成为提高教学效能的新途径。将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以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使学生自然亲近古代文学,可以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率和质量。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艺术体验和艺术想象营造的“幻象”世界。在古代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幻象”就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能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古代文学的许多名诗词、名小说、名戏曲都已经谱成歌曲、拍成电影电视,我们在讲授这些内容时都可以利用,以便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愉悦中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和影响。

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也能节约有限的教学时间。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需要,教师应该大量收集准备音像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大信息量、增强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学生兴趣,也要注意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此外,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文献检索和搜集学术信息非常重要,通过课件,把图书馆电子检索手段与传统的古文学文献查阅结合起来,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获取了更多学术信息,为古代文学学习打下了厚实基础,也调动了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积极性。总而言之,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发扬扎实苦干的精神,锐意改革,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方面的引导,优化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课堂效率,那么,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容易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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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人格修养分析

历史跨入了21世纪新的历程,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知识分子作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其人格修养如何?日渐引起社会重视,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人格修养能否发挥积极的影响,也引发世人广泛的思考。21世纪的中国是全方位开放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向世界性和民族性,将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外国文化会迅猛涌进,对中国文化形成冲击和影响;而中国文化也将走出国门,作用于西方文化,参与世界文化建设。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形成文化的世界性发展。在这样一种东西文化相互激荡的趋势下,东西方文化中的人格理想、价值信仰、生活理念也相互渗透与影响。

作为文化建设生力军的知识分子,应以传统的人文精神为资源,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才能建构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中国古代文学,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它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修养建构的意义不彰自明。知识分子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支生力军,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是文化科学的开拓者,是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培育者。更重要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当代,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价值尺度的多元取向以及社会道德、社会良知存在的问题,给知识分子人格建构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给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确立一个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人格修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士”对于社会良知的自觉,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人格修养,也同样影响和作用于今天的人们。从孔子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明确“士”的责任是对社会良知的守护、捍卫,并以此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主张“士志于道”,曾子进一步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进一步阐明“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即孟子所谓“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明确强调学问之道,必须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正直、理性,也即守道。《论语•泰伯》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孟子•离娄下》云:“不失赤子之心”。

嵇康的《幽愤诗》中云:“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这种对社会良知的自觉守护,形成了深沉的人生理念:知识分子应把道义、理性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终极取向,并且是人格修养建构的首要内容。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主流性的人格理想,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人格,使中华文明历经种种磨难而愈益弥坚。在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中文人守道的精神为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建构提供了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推动民族文化向前发展。与守道精神相联系,士人对道义与理想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风骨、气节,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和人格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儒道两家都重视人格理想的建树,它们都推崇士人心灵和人格的独立,认为道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

传统儒家宣扬“重义轻利”,主张在义、利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宁可牺牲物质利益乃至个人生命也要坚守道义。“无求生以仁,有杀身以成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人君子应该始终站在道义的立场上,不为利欲所左右,不为权势所折服。生命固然可贵,但为了坚持正义也决不苟且偷生。舍生而取义,这就是儒家所称颂的大丈夫精神。道家自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追求人的自由,不应被外物所累。提倡贵生、养神,“齐生死,等贵贱”。在生死荣辱面前不受干扰,保持一种超脱的心境,得到精神的逍遥与自由。

后世以老庄哲学为源渊的隐逸文化,对真实无伪、独立自足的道德人格的坚守,对文化进取,对生命自由的执着,都永远具有积极的、文明的价值。古代文人对理想和自由的执着,不屈从于外来的压力,也不受邪恶诱惑,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风骨气节,在后世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保持与发展着,铸成中华民族傲然不屈的民族气魄。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人格精神,无论是对社会良知的守道精神,还是为理想、自由不畏威逼利诱的风骨气节,都深深地渗透在民族的灵魂之中。

积极的人格价值导向,无论穷通达辱都能使士人保持社会关怀。它扩展为一种民族性格和力量,时时刻刻为中华儿女提供精神动力与支持,使中华民族以优越的品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体制的转型,价值取向的多元,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困惑与迷茫,极需要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关怀。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汲取精髓与营养,构建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是21世纪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也只有建构积极的人格理想,才能够为新时代的文人建设提供价值体系和批判标准,才能够推进21世纪文化建设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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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现代人文精神分析

一古代文学的历史还原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情感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对文学艺术的审视,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形式的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求和愿望。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人类真挚而复杂的情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相思,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之情,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沧桑之叹,有仰天大笑的傲岸,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与哀愁,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有杏花春雨江南的雅致闲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强调得最多的是认识世界,而对情感、生命等人性维度比较漠然。使原本生意盎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变的支离破碎,成为了字词的解释、层次的划分、写作特点的分析,结果导致学生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变得心灵枯竭、感情荒芜、忽略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以美的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领悟其中所包含的绚烂多彩的情感、崇高的生命活力。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能成为千古至文,在于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这是人生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因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时无处不引起人的普遍共鸣。古代文学的教学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还在于用教师的激情调动学生的热情让学生用心体味其中的真情,珍惜真情,回归真情,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从文学这个“间接的世界”去获得未来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叶嘉莹说:“我国古代诗歌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的传下来,一直感动着千百年以来的人们,这才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宝贵,最可重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2]

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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