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管历史学商量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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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客观反映了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从文化视角研究教育史,具有视域广、透视深、视角新、多维度等特点与优势,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空间,揭示教育历史演变的真谛,更好地发挥其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为此,需要全面理解教育史的学科属性及文化内涵,深入探析文化学理论,综合运用田野研究、叙事研究、具象研究和传记研究等文化学方法,扩大研究路径,促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者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本刊就此议题,约请一些专家撰写笔谈,以供学界参考。
视野与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两个话题。80年代,我们特别关注方法问题。90年代以后,我们又将视野作为论题反复讨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方法,以为方法改变,学术研究就会有较大的改观,于是设想了种种方案,也引进了种种方法,为此,还曾展开过种种有益的论争,也进行了种种学术实践。问题是,在方法的园地耕耘多年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权威部门统计,古典文学研究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而今又有优搏体在年轻的博士群体中十分流行,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有的学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读书越来越方便,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都渴望对前人有所超越,拥有优异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却为此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仅2013年全国出版物就已经多达四十一万种,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两种极端倾向,或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或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上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仅从学术方法上寻求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思想境界出现了问题。部分学者过于看重自我,过于关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而忘却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而在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①,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认为,历史的范围非常之大,历史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前景。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②
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众多学者不断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由于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或替的潜在作用,是提高全社会文学艺术欣赏品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又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为此,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担使命,不断探索新形式、解决新问题、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让人民满意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长远价值。
注释: ①《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很多时候,指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学术思考的深入,研究视野的拓展,思想格局的提升……学术的每个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批评与争鸣。张瑞君教授是资深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文章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检讨。我们编发这篇论文,旨在期待学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不要忽视对以往的反思与总结,以便从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近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成就的总结已经有不少论文论着,笔者也没有必要再锦上添花。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是更不能妄自尊大。这几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学史以及诗歌史、散文史、词史、小说史、戏曲史等力图在超越几十年以前的写作模式,努力寻找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尽可能将文学发展置身于时代精神中去考量,然而整体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给人的整体感受是文学内部发展轨迹的阐释或过于概括或线索模糊,文学外部环境的阐释显得过于宏观空乏。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论述更显得欠缺,有的仿佛为写而写,好像两张皮,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常常不是从大量的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理性的归纳,而是从既定的理论思维模式去简单罗列一些常见的资料,再做十分概括的阐述,于是往往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除了论证材料的大同小异而外,着者均有建立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主观努力,但学术研究的路径及论述的方法却很难给人以创新的感受。文学内部承传流变的规律以及形成这些规律的动因揭示得不够。因此真正从本质上对几十年前同类着作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好的愿望。
就文学史的编写模式而言,很难达到深邃的历史意识、扎实的知识储备与通达科学的分析方法的融合。基本没有摆脱几十年前的定格,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基本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分期、内容与艺术,地位与影响。大作家一章、名作家一节,主要作品加具体分析。由于研究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许多研究者专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作家,更甚者一个问题几十年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否定这种研究态度,但是转身一变成为文学史的编着者,就很难实现角色的成功转换,极易使文学史变成个案研究的集成品。
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以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为己任,比几十年前无论资料收集的广度、论述的深度都有很大进步,篇幅大大增多。然而文学批评史主要论述的依据与以前历代涉及的名篇大同小异,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未被注意,许多原始别集选集笔记等没有做资料长编,一些文学流派由于内部关系复杂,也没有深入论析。概括是明显的长处,但深入不够为明显的短处,文学研究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何不被丰富繁杂的材料所束缚,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而从材料中走出来进行宏观审视时,不能片面取舍材料,而应该从全部材料出发,这样的理论才能令人信服。
中国文学批评的片面性正是其批评的策略,无论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评、论诗诗、诗话、诗格、评点、摘句、选本等,方法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重感悟、重直觉,评论的语言又善用象喻,由于这些着者在历史上的身份地位使其理论富有极大的号召力。后来的研究者如果不理性分析、批判地继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既定结论的泥淖中。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在少数。而对于传统文学理论的范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融入,有的研究着作力图解释这些范畴,但是没有用动态变化的方法,而仅仅是静态概括的归纳,有待深入细致的研究。一些着作静止地宽泛地简单套用在自己的研究里,必然失去针对性。
就断代文学研究或一个朝代某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并未进行原始文本的全部审视,如宋诗、明诗、清诗、近代小说等宏观研究对文本的全部审视费时巨大,因而便以传统框定的名家为研究对象,其他基本无暇理会了;有的只是主要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积,再在每章前加一个所谓宏观的静态的叙述。对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某一个时期文学内部与外部发展变化的轨迹缺乏深入的剖析。正如韦勒克所言:“如果要了解整个山脉,当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高大的山峰。”
无论宏观研究也好,微观的个案研究也罢,文学的创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更有时代精神下的超越。其中的因素有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内部的个人经历、年龄变化、经验的积累等,对这个过程解释得越具体,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挖掘得越深,研究价值就越大。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大多习惯静态观照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归纳概括其总体风格。但是太概括则太抽象,归纳的仅仅是研究对象的一般共性。有时仿佛放在很多地方都适用,研究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
千百年来形成的经典判断标准严重影响研究者的评价与分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文本科专业的教材,历代选本,诗话等。个体的研究者一生都在挥之不去的影响中思考,想否认这些标准十分不易。作为研究者的知识谱系这个标准在左右、支配、影响自己独立的判断。那些不被重视的作家几十年的研究也常常有不被重视的现象。
学者试图拓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从哲学、文化学、佛学、书画等角度切入,也产生了不少成果。这类成果开疆拓土的意义不容置疑,然而由于不少学者对这些学科缺乏深入的研究,有的对这些领域基本的文献尚未达到学懂弄通的程度就草草上马,免不了强做阐释、生硬分析,个别直接从这类研究成果中找材料找理论,再与古代文学理论简单挂钩,研究的成果就更难以令人置信了。
编年史、年谱、作品编年类着作论文不少,成就斐然。然而不少成果科学求证精神不足,为了对研究对象有所创获,有时在现有材料根本无法得出结论的研究现状面前,大胆做人为的超越。或将没有关联的材料强行索解,妄加联系;或违反无证不信、孤证不信的原则,大胆假设,根本没有材料支撑;或抓住一条关系不大的材料无限延伸;或搜索一鳞半爪的无关材料,无限度猜想。更有甚者为了引起轰动、博得关注,从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材料出发进行论证,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只抓住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采取视而不见、避之不理的态度,更不能对所有有关的证据做系统周密的梳理,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难看出,近几十年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学者在考证的素养与能力上与前辈学者尚有一定距离。
文体史研究方面,材料的堆砌倾向比较严重,如何从纷繁的材料中上升为清晰的理性思辨成果,揭示文体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外力作用高度深度不够。揭示一种文体在每一朝代形成的独特个性的过程更显不足。给人总体感受基本上没有突破文学史编写的思维定式。
对杰出的文学家而言,文学创作仅仅是其全部人生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金石学家等。这些角色不断影响甚至渗透到其文学创作中,不仅仅局限在题材的拓宽,更直接作用于独特艺术风格,成为影响其艺术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对其文学创作研究较为深入,对其他方面研究明显欠缺。为了研究,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学科就给予论述,很难深入融通。
文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错综复杂,文学性不是永恒的、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变化的、具体的、富有实践性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整体的意蕴,包含了政治、哲学、文化、宗教、历史、社会、心理、自然科学领域等的表达,越是内涵丰富的作品包含的非文学因素就越多。《红楼梦》等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评论者大多只在文学方面擅长,其他意蕴的开掘明显不足。近几十年作家研究基本上围绕文学论文学,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知识谱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研究者在阐释作品,而是作品在证明研究者固有的理论。这不是激活作品的生命,更有甚者简单化的立论固化了作品的意义,限制了作品本身意义的辐射范围。个性是在对比中显现的,也就是说研究者知识储备中的对比材料越丰厚,对于研究对象的独特特征及创造性就分析得越深入透彻。刘勰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研究者常常迫于生存的压力以追求数量为学术研究之重要动力,操百曲观百剑不足便汪洋恣肆地挥洒出鸿篇巨着。除了字数惊人,内在创新的价值值得怀疑。
研究者应该将古代文学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贯通起来,最大限度地进行审美批评。这种融通的思维方法,正如徐复观所期望的那样:“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许多出色的评传力图从传主全部人生角色审视,拓宽了作家研究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启发意义很大。然而不同角度的分析如何形成整体的审美观照与研究结论,避免作家研究的碎片化,尚有探索突破与提高的必要。
古代文学研究者除极少数对于西方文艺理论排斥而外,大多是积极采用的态度。然而绝大多数西方文艺理论并非自己的知识谱系天然具有的因子,因此研究者多是以匆匆学习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外文学理论大多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而包含在完整体系的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理论中,是系统学科的一部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李、杜、韩、柳、欧、苏,西方从柏拉图到卢卡契包含的文艺理论莫不如是。如果简单引用,脱离文本的具体时代背景与完整体系,就很难说尊重了理论。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化的产物,是独特的个体灵魂用形象实现主观客观、理性与感性、内在外在统一的复杂过程。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论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一种分析的方法。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这个系统的全部。实际上这种理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不采取批判继承中外文艺理论的态度,必然使理论失去应有的力量。
彼得·巴里曾经郑重告诫“绝不能认为理论文章的艰深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且不说研究者大多不是从原着中自觉地内化成自己的理论思维方法,而是从翻译的中文译文中引用,对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做认真思考,对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理论的深刻内涵,并未深入把握,以至于这种引用常常是浅尝辄止,并未对这种理论全面系统消化吸收,更没有对理论做充分的反思以后再大胆地运用理论。既能大胆利用外来的理论,又能根据研究对象来创造性地修正或改造理论,使其植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土壤,使其成为一种科学而又实用的方法,这方面十分成功的案例不多。有的为了点缀,但是否适合自己论述的对象,值得怀疑。理论不是无边际的,生搬硬套在边际之外的研究对象,必然产生先入为主牵强附会的弊病。
研究者习惯于运用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传统思维来阐释作品,其实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必须被转化为可以充分实现艺术效果的形式。由于对作品进行了二分之一的切割后,再进行二分之一以内的切割,一步一步地肢解,作品的独创性有时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智慧需要智慧者的发现,奋斗者才理解奋斗者的艰辛。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全面调动感知、回忆、想象、联想、幻想、理智等活动,又妙绪纷披地挥洒在自我的话语体系中,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灵感诱因。许多研究者终其一生很少文学创作的实践,许多分析不可避免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结论也难脱隔靴搔痒的局限。
研究者不能只顾自己发声,还必须为时代的读者发声。对于传统的文学每个时代都应该用适合时代精神的眼光在继承传统阐释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研究者除了洞悉作家的心路历程而外,有必要了解读者的审美倾向与审美期盼。不少研究仅仅满足狭窄的小圈子,在相当的情况下流于自说自话。伽德默尔曾郑重提醒:“认为我们可以置身于时代精神之中,以该时代的概念和观点而不是以自己的概念和观点来思考,并以此达到历史客观性,这只不过是历史主义天真的前提。”客观上讲,研究者并不希望自己的声音无人回应,而是希望共鸣,这种潜在的动能应该驱使研究者把握时代的脉搏,但是事实差距甚远。
一切现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历史的存在。历史与现实共存于人类思维的空间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是每个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有不少研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由于一些研究对象以往属于冷门,填补空白不等于非得拔高这些研究对象的价值,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学者为了引起对这些对象的关注,采取剑走偏锋式的人为提升。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的成果面前望而却步,不敢超越,有演绎扩展前人成果的倾向。必须对以往的研究保持怀疑批判的继承态度,“对过去的每一种理解都包含着某种误解,因为我们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和评判历史的,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研究是开放的,正像历史不存在终点。研究者存在的意义是必须在每个时代对已经研究过的作品发现其新价值,否则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近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惊人,而含金量明显不足。
一些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批评本身也是文学作品,这种观点还值得推敲。但是文学研究的着作与文章不应该一个模式,一种格调。古代文学研究的先辈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朱自清等的研究,不仅有理论高度,而且文笔灵动,论述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这几十年来,学者的文章应该有更大的飞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文章似乎变得越来越呆板僵化,学究气越来越浓。风气所及,一些年轻学者的文章,也少见青年热情洋溢、才气纵横、语言鲜活。有时甚至掺杂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式,力求证明自己的老成。不少刊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保证刊物的稳健风格,有个性的文章也难以公之于世。久而久之,创造独特研究风格的激情被消磨殆尽,不得不迁就编辑的统一要求。时代飞速的进步并没有孕育出极富时代精神的文风,千篇一律的腔调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相比黯然失色。
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批评极少,有一些只是具体学术观点的讨论。大量的综述只是一种学术发展的陈述或观点的概括,对研究的缺陷偶尔提及也只是蜻蜓点水,无关痛痒,有时好像为了文章的要求而画蛇添足。从学术积淀与态度、学术方法及规范等对学者及论着进行言之成理的批评的着作与论文凤毛麟角。大量的学者研究因为对象是前辈,更是尊崇有加,绝少反思批评。最多也只轻描淡写说说特殊时期政治运动对其研究的影响,对其研究结论的左右与无奈。许多的书评或流于同行情面或出于朋友请托,很少一分为二的深入评论。一些书评还有人为拔高、言过其实的缺陷。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许多学者近几十年的学术路径与思维方法基本没有改变,没有主观超越的愿望与努力。
毋庸置疑,每个研究者都是有局限的,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状况,我们不能否定研究者克服局限的能力和不断付出的努力。优秀的研究者也许一生都在超越自我,不断克服自己的局限,但有时终身也克服不了许多局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客观冷静地发现问题总比回避更有意义。当然发现问题,并不是立竿见影地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最起码给解决问题理清了线索。“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则意味着能够打破一直统治我们整个思考和认识的封闭的、不可穿透的、遗留下来的前见。具有这种打破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新问题,使新回答成为可能,这就是研究者的任务。”笔者期望现在研究者的超越,更期望年轻一代全面的超越,这样的话,回首与反思的参照价值就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研究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缺乏。古代,古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娱乐生活,很注重文学素养,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现象。因此,流传了数千年的古代文学还是能够适用于现代文明,甚至还是我国的文化魁宝和经典绝学,甚至有些经典作品被收录到教材中作为基础教学的素材。古代文学从神话故事和原始民谣开始,慢慢发展成诗、词、赋等带有韵律美和意境美的文学,然后逐渐形成小说、散文集等大规模着作。文化视角下,如何判断一篇古代文学着作是否经典,不单单考查作者的文学功底,还要去体会文学中作者注入的思想,这才是文学的灵魂,也是读者应该去研究的重点。从诗词歌赋到小说等古代文学着作中,有的抒发了心中对于美好大自然和浩瀚江河的喜爱之情,有的表达对于社会的讽刺以及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因此,笔者将古代文学分为几大类,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世俗与理想,桃花源的解读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借助路人偶然地迷失在桃花林,从而发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人人平等,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制度和肮脏的斗争。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理想的社会形式,但是“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的小人形象将作者拉向现实。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不管是官场还是社会都是黑暗的,导致他有才华而不能展现,有抱负而不能施展,因此愤然地离开官场,树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形象。在古代文学中,很多文豪通过文学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对社会制度的讽刺以及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类似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凄凉的心境。对于社会黑暗制度的抨击,在每个朝代都是常见的,我们最为了解的就是《水浒传》中各路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桥段,林冲作为朝廷官员也迫不得已沦为草寇,这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制度和朝廷的腐败。屈原遭受了黑暗势力的迫害,最后留下千古绝唱《离骚》而投江自尽。从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明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他们用绝美的诗句、文字筑造属于他们的桃花源。

二、凄美的爱情,悲凉的女性

爱情是诗人、艺术家手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浪漫的、多情的,同时也是凄美的。从古流传至今的爱情文学中,我们熟知的是牛郎与织女的神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千古绝唱,他们用生命去诠释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真谛。文豪用他们手中的笔将爱情的美好挥写得淋漓尽致,歌颂了心中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刻画了现实社会的黑暗。白居易的《长恨歌》让许多人愿意去尊重这段不伦之恋,同时也让读者为红颜薄命的现实而感叹,另一方面,这也是女性命运悲凉的体现。从古代文学上,我们可以知道有个为爱勇敢的女子卓文君,经过一番爱情的纠缠和背叛,最后写了《白头吟》与《诀别书》,这是她为女权,为爱情做出的斗争。另外,我们传诵的《红楼梦》正是爱情以及女权悲凉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贾宝玉和林妹妹的凄美爱情都让读者唏嘘不已,而《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这也正是曹雪芹本人在现实中体会的,毋庸置疑《红楼梦》是一部经典之作。文学是一种修养,它更是作者心中的一把利剑,能够直接刺中黑暗的要害,为爱情做嫁衣,为女性抱不平。

三、杜甫的情怀,人道主义情感

威尼斯正规官网,杜甫是一位诗人,爱国是其诗歌的灵魂,同时他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情人民,人们将其统称为杜甫的三大情怀。“自先君恕,预以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表达了他曾经也有雄心抱负,奈何仕途不顺,贫困与饥饿使他对穷苦人民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杜甫的爱国情怀也源于儒家文化和屈原的爱国情操对他的影响,使他形成了爱国“魂”,在“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感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在抒发对祖国的悲切之情的时候,还会赞颂祖国的大好山河,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包含了多少骄傲与自豪。杜甫也是为数不多能够为疾苦人民着想的伟大诗人,其代表作“三吏三别”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不幸,诗人从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而吾庐独破受冻死足矣”。正是这种悯人的爱国情怀,将他的诗歌作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影响他最大的就是儒家的“博爱”思想,促使他将人道主义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道家文化与李白思想

笔者认为李白的诗歌能够广为流传,不单单是由于其具有艺术性,还因为其诗歌包含深刻的哲学道理,而这来自道家文化对他的熏陶。李白的诗歌中反映了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朴素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思想,这造就了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情万丈的性情。其次他反腐朽统治,破弃礼法,同时他还消极厌世,追求及时行乐和访道求仙,这些表明了他与道家文化的联系是密切的。李白的诗歌磅礴大气,表达对秀丽山河的热爱,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黄河的咆哮描写得十分逼真。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写的多是水的豪情以及水的奔放,这和道家文化的《逍遥游》的思想很相似。庄子认为,大如鲲鹏,小如尘埃,都有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道家文化,一切顺乎自然,超脱于现实。因此李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熏陶已经贯彻到了他的诗歌当中,正是这种豪迈、洒脱的诗歌风格,他被众人称为“诗仙”。李白的诗歌充满想象和夸张,经常出现“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显”等寻道求仙的诗句,侧面表达了他以仙界的美好反衬世间的龌龊,而他求的不是仙而是他自己,这也是道家文化的色彩之一。

五、思乡情愫的寄托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很容易体会到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寄托的思乡之情,求学、战乱、迁徙等等都可能是思乡情愫的直接原因。思乡文学是古代文人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可以借助文人所处环境中的任何意象寄托文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在战乱不断的古代,由于统治者的愚昧和制度的黑暗,大多数文人有着怀才不遇的经历,他们不能在朝堂上施展才华,反而被发配到边疆去守卫边塞,面对浩瀚的边塞风光,文人心中的思乡情愫溢满心怀。《渔家傲》是范仲淹率领大军在西北平定西夏叛乱时所写,其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达了诗人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浓浓思念之情。同时,这也是一首很有争议的边塞思乡的诗歌,欧阳修认为诗人作为主帅不抒发豪情壮志,却去描写凄凉的边塞景象与思归之心,是不值得认可的。古代文人一般将月亮、杨柳、杜鹃、猿声作为意象来表达思乡情愫,杜鹃的别名和蜀帝杜宇的传说一直广为流传,诗人青睐借助子规啼来诉说思乡之情。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愁空山”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六、文人的人格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文学历史的开端,在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影响文人的人格,还深刻地重建着古代人文精神。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族文化的影响对于文人尤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文人在思想上的教育熏陶,使他们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力量以及人文精神,正是因为古代文学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精神,才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不息。同时,也正是正统的文学精神的引导,孟子的道家文化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思想,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陶渊明面对黑暗势力挺直腰杆,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愤慨,屈原在千古绝唱《离骚》中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美好愿望,面对迫害时奋不顾身投江自尽,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处就在于能够对文人起到正确的价值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让文人的人格能够在世俗中不被同化,还构建了一种超越体制的人文精神,对社会、对人民都有着同情和怜悯。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独特的魅力,同时这也是古人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我们要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肯定要先研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文学思维,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我们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领悟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真谛。

作者:齐海棠 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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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着,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着”。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张丽红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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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文化学;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张亚群,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考试理论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教育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客观反映了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从文化视角研究教育史,具有视域广、透视深、视角新、多维度等特点与优势,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空间,揭示教育历史演变的真谛,更好地发挥其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为此,需要全面理解教育史的学科属性及文化内涵,深入探析文化学理论,综合运用田野研究、叙事研究、具象研究和传记研究等文化学方法,扩大研究路径,促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 键 词:教育史 文化学 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内学术研究转型,文化学研究开始进入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文化的概念,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逐渐为教育史学界所关注、吸收和借鉴。这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向,值得深入探究。从文化的视角,探析教育史的本质、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拓展教育史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领域,丰富和深化教育史学的内涵;有利于扩大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史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史学的认知、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

一、教育史本质上是文化史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受模式化的教育理论、空乏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限制,一些教育史研究往往给人留下机械、浮浅、枯燥的印象,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其实,正如人类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历史上的教育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既具有故事性,亦充满生活气息与文化魅力。作为以“文”“化”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是个体与社会传承、传播、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和不竭的源泉。既往的教育活动,无论是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还是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与文化演进密切相连。作为人类行为的密码和“时代的肖像”,文化是教育的永恒主题,客观的连绵不断的教育史,本质上就是文化演进的历史。

首先,从内涵来看,教育史具有文化的属性,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史是已经发生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表现形态,具有复杂的特性。有的论者以中国教育史为例,将其分为客观的教育史、记录的教育史、教育史学科和教育史学,并阐释四者的相互关系[1]。就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文化载体、研究主体及育人功能而论,它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2]。

有关“文化史”的定义,从1897年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斯特首先提出问题,到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出版相关专著,学术界众说纷纭。彼得·伯克指出,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关注符号(the
symbolic)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以过去为内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同其他活动一样,也要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他主张,“把文化史看作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例证,这一传统持续发生转变、不断适应新环境。”[3]从教育的视角考察,这种持续“转变”、不断“适应”的“传统”就是教育史。它以语言、文字和图画、实物、习俗等文化媒介,借由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活动,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变革。

其次,从教育媒介来看,教育史是以文字和非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史。

综观人类教育演进历程,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起源早于学校教育。前二者一开始是以语言、行为等非文字媒介进行教育活动,而后者的诞生,则以文字的发明与应用为前提。只有使用文字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并形成一定的文献,才能产生学校这一制度化的教育机构。此后,学校在人类教育史上的作用日趋重要,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

研究表明,公元前3400年至前3200年间,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形成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为代表的复杂的书写体系[4]。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诞生了学校。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33年—前1786年)已有组织良好的学校。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在西亚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立拼音文字,这成为西方字母文字——希伯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以及希腊文等欧洲文字的始祖。“希腊的教育、欧洲中世纪的教育以及东方国家的教育,都是利用这些文字为重要工具而进行培养新生一代的工作的。溯本探源,这些史实显然与古代埃及的文化,特别是文字有关,证明古代埃及曾居于世界教育史的先锋地位”[5]。

在古代中国,学校教育也是产生于文字发明、发展之后。中国文字的源头可溯至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4500年左右)时期的彩陶刻画符号;至殷商时期,已形成相当进步的文字体系。先秦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就有“校”、“序”、“庠”、“学”等名称,表明学校的产生。近代考古发掘的甲骨文献中,留下有关殷商学校和教育的记载,“涉及学校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活动、教育仪式等众多方面。尤其是‘学’与‘教’两个字的多种书写样式,如同化石一般,记录了‘教育’内涵的演变”[1]。台湾学者高明士考察殷周之际“学”字的演变及“学校”一词泛称的出现,指出:“由文字的使用,论述‘学’到‘学校’”的成立过程,经历殷周至两汉,堪谓漫长。”[6]

印度作为文明古国,在哈拉巴文化(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时期,就创造了象形文字符号,其后中断。公元前20世纪至前10世纪,由西亚迁徙印度河上游流域的雅利安部落,创造了以古典梵文书写的《吠陀经》。其后,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4世纪,产生传授婆罗门教义的早期学校。印度学校起源虽晚,但在传承、传播古代文化方面,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在教育内容上,教育的历史客观反映了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教育与文化相互包容、交相作用,不断推动社会发展演变。一定历史阶段的教育,是与同时期的文化性质和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教育,其教育内容既存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差异,也具有某些共性特征。这些决定了教育史与文化史的密切相关性。

古代东西方学校教育,其文字载体和文化典籍虽异,但均重视文字、宗教、古典人文的教育及数学、测量、医学等实用知识传授。学习读写文字是接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古今学校教育的通例,也是教育史之文化属性的重要表现。中国自西周时期始,将“书”列为学校必修科目,与礼、乐、射、御、数并称“六艺”。古代埃及学校,练习写字是儿童教育的主要功课,教师批改、监督;此外,注重辞令学习。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文士教育以书写为主体,严格制订学习书写过程,内容包括文学作品。印度婆罗门学校,以语音学、韵律学、语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祀为“六科”,作为学习吠陀经典的基本训练。所不同的是,古印度教学以教师口授为主要方式[7]。

欧洲中世纪教育,融合基督教文化和希腊、罗马的文化,既形成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特色,也延续了古罗马的拉丁文、“七艺”教育传统。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传授基督教义,培养神职人员。自12世纪起,大学的兴起、发展以及文、法、神、医四科课程的逐渐确立,奠定了近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学科基础。

近代学校教育变革发轫于欧洲。它以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想为先导,以意大利、尼德兰等地的新兴城市和宫廷开办的新式学校为载体,聘用世俗的教师,教授希腊文、拉丁文、逻辑学和人文主义的课程,倡导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崇尚理性与科学知识,以取代宗教教育。其后,随着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科学发展、政治革命的推进,最终形成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在世界教育史演进中,源于希腊、罗马文化的欧洲近代学校教育后来居上,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这是近代西方社会与文化持续变革的结果,也是当今东方一些教育学者习惯于“言必称西方”的教育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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