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播学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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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现代人文精神分析

一古代文学的历史还原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情感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对文学艺术的审视,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形式的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求和愿望。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人类真挚而复杂的情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相思,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之情,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沧桑之叹,有仰天大笑的傲岸,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与哀愁,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有杏花春雨江南的雅致闲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强调得最多的是认识世界,而对情感、生命等人性维度比较漠然。使原本生意盎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变的支离破碎,成为了字词的解释、层次的划分、写作特点的分析,结果导致学生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变得心灵枯竭、感情荒芜、忽略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以美的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领悟其中所包含的绚烂多彩的情感、崇高的生命活力。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能成为千古至文,在于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这是人生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因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时无处不引起人的普遍共鸣。古代文学的教学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还在于用教师的激情调动学生的热情让学生用心体味其中的真情,珍惜真情,回归真情,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从文学这个“间接的世界”去获得未来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叶嘉莹说:“我国古代诗歌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的传下来,一直感动着千百年以来的人们,这才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宝贵,最可重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2]

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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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传播学改革分析

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曹萌教授就是运用这组关系实现了他多年的学术理想。从2002年发表《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到2006年出版《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传播研究》和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可以明确地见出,曹萌的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工作正由启动嬗变为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以开拓新学术领域为目标,以特定研究方向为突破点的学术上的荜路蓝缕。文学传播学是将传播学知识方法和理论体系与文学研究加以学术嫁接而产生的新学科,属于综合性、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从理论上说,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作为传播内容而被传播的过程与现象,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理论与规律;另方面是文学作为特定社会信息的传播媒介或传播手段而实现传播的行为或现象,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理论与规律。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为此,北京大学龙协涛教授在给该书作序时称:曹萌教授撰写的这本文学传播学方面的书稿,就是传播学这棵大树同其他树种嫁接的一个成熟果实。文学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读者会看到,在有关这门学科的以后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的链条上,在许许多多有志于此的学者一棒接一棒向目标冲击征途中,曹萌教授这一棒的价值和他这本书的筚路蓝缕的作用。时隔不久,曹萌的另一部文学传播学着作面世,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该着是曹萌创建文学传播学的继续和深化。中国古代戏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体裁,因此文学传播的特征和规律,也突出而鲜明地体现于戏剧作品和戏剧发展中。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必须在动态的传播研究中,才可见出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客观轨迹。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包括剧作者、剧本、演员、导演、观众,以及剧本的基本模式与相应的艺术形式等因素,同时还受其外部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宗教、其他艺术、文化娱乐需求、各种社会文化体系等条件的制约。此外,像当代戏剧一样,中国古代戏剧也是一种群体性的艺术活动,是既具有时间艺术特性又具有空间艺术特性的综合性艺术,再加上戏剧活动本身具有社会性,所以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文化现象。

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内涵和外在表现,很大程度地决定了作者对其实行文化批评和传播学角度的考察,必须有多层面、多角度的设计与构思,即根据其作为复杂情况和背景作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的研究推进。其中,传播学角度的研究和考察则是最能够科学、客观地揭示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根本性规律的途径。所以该书序作者朱一玄教授说:从研究的布局和撰着的内容看,这是一本与当代戏剧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甚至是一本直接关系戏剧发展与建设的研究性着作。据曹萌向我介绍,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从大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戏剧及其传播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论析,以便发现其中与文化、文学发展与文学传播有关的规律,以及与传播学有关的理论因素,在学界业已形成传统和模式的戏剧研究背景上,力图给现代人们认识中国古代戏剧、戏剧传播,以及与戏剧有关的文化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新的研究参考与示范,同时也与他前次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等构成特定的研究系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学科或研究领域,历时已相当久远,甚至西汉时代的诗学和东汉昌盛的经学都不是它的起点。这样的学科委实需要加入一些翻新甚至革命的学术因素,以激活其中某些衰老的、疲惫的学术传统或状态。因此从传播学立场出发,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特定的体裁,以及文学思想、文学现象,是可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更重要的是对已经形成传统研究模式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实行一定的革新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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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法分析

我国在进行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发展同时也对大学教学给与了较多的关注,大学教育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强化大学专业课程、丰富专业课程教育方式也成为了现今社会大众以及各个高校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大学中文专业中比较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专业知识掌握起着重要的积极影响。本文基于此针对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中文专业课程给与良好研究,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意义进行着手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该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以期为后续关于中文专业以及文学课程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发展

前言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一、初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探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着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三、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3]陈虹.高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及改革措施[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2,03:111-114.

作者:刘雪松 单位: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基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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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分析

摘要:在科学技术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学经典早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书本上,更多的古代文学经典在当前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化作屏幕上的影视形象,实现了古代文学经典多形式、多渠道的传播。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和科技在飞速进步,传播方式的变化日新月异,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有了数字化技术、多媒体视频技术等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经典将得到改编,与影视改编欣欣向荣相反的是,以往传统的以书本、戏曲等传统方式的传承、传播渠道门庭冷落、门可罗雀。

关键词:古代文学;经典;影视改编

过去以书本为主体的纸质传播当中,人们需要花时间和心思去揣摩文学经典里蕴涵的深刻内涵,方式比较单一、缺少趣味性等,于是,在科技条件的支持下,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经典被改编翻拍成影视剧。与传统的书本相比,影视剧的翻拍和改编能够改变过去单一、枯燥的阅读方式,影视翻拍和改编除了融入文学内容之外,更多的以视频、图片、声音等吸引大众的眼球[1]。

一、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传播

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些古代文学经典是我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经典一直处在起伏和动荡当中,同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又能够产生不同的文学经典。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文化中所蕴含的深意和内涵远非是一部影视剧所能够阐述的,尤其是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价值。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了,每一部古代文学经典,其中都包含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情况、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一旦有名人作家创作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就会深受后辈的尊崇和模仿,同时也引来批评家的推出或者批判,有人对文学作品大加赞扬,就会有人对其大肆贬低,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向来都是褒贬共有的。而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与该作品创作之时及其往后的社会风气、人们的审美心理、价值追求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的运气与机缘[2]。文学经典具有显着的相对恒定性的特点,正因为是经典,所以才能够唤起读者反复的阅读和揣摩,文学经典必然是能够引起人们反复阅读,并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影响的作品。俗话说“各花入各眼”,对于一部古代文学经典,通常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对其品质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总结和解读,所以,对于一部古代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向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被奉为经典,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其内容具有流传性、且传承下来的内容、精神和价值与大部分人的需要保持一致,只有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作品、符合绝大多数人审美和价值追求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3]。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由于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影视改编的可实践性变得愈加广泛起来,影视的改编除了广泛性之外,同样还具有多样性、多渠道等特点,由不同的编剧、导演等去改编,文学经典的改编方式和改编观念各不相同,因此,也没有办法去精确的界定“改编”这一概念和定义。每个人对“改编”这一词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以理论界至今也没办法给“改编”冠以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对于电影改编,美国一位着名的电影理论学家认为小说和文学作品只是影视作品众多素材中的一个,而非有机体,经过电影的改编丰富以后,会出现一个与小说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个完整艺作品[4]。这是美国一位电影理论学家的观点,或许另外一位理论学家,就不是这么认为了。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有了互联网、多媒体等高科技的支持,能够显着缩短古代文学经典被影视改编后的传播时间,使得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渠道更加丰富多样,影视改编后的传播速度也由此加快,影视改编后传播时间的缩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方式的丰富多样促使更多人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影视改编,也因此激发了更多影视改编古代文学经典的热情和创作欲望。在如今快餐时代中,以年轻人为主的大众普遍选择通过网络搜寻和观看影视剧,这样观看影视剧的方式省时省力,还能不用出门,简直就是懒癌症患者的福音。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古代文学经典不用再和以往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埋头苦读,反而能够通过影视改编获得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同时,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也为古代文学经典题材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拓展空间,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很好的迎合了当今青年向往冲破束缚和自由的心理。总结虽然影视改编能够视为是古代文学经典的一种传播方式,且这种传播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同时必然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这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这条路上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另一种艺术形式,以另一个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也为受众提供了一次全新的审美体验。自古以来,只要是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每一部都被烙印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带有非常强烈的作家个人的鲜明特点,与这些文学经典一样,经过影视改编后,这些文学经典自然也被烙印上了这个时代的特定因素,也带有创作者、导演、编剧等创作主体的观点和见解,所以,如果单纯从影视作品对原着的还原度来对影视作品进行片面评论的话,也毫无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娟:古代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1.

[2]曹文慧:论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3.

[3]赵宏丽: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数字影视媒介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相彬:浅析当代影视中的戏曲名着改编[D].中国海洋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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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教师素养分析

一、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的架构

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是我们正确理解原典的前提。由于时代的久远,文化的演进,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风俗、礼仪、制度、名物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不理解文中所反映的种种情景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就很难真正读懂古人的文章,更体会不到原典的绝妙与经典。像《诗经》中《豳风•七月》的首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便是极易出现理解错误的地方。这里的“七月”是夏历的七月,周人兼用夏历。火,东方心星,大火星。流,下。流火,火星渐向西下,是暑退将寒的时候。所以,紧接着便是“九月授衣”。这说明,早在上古,我国人民对行星移动和季节变化的相互关系便有所认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尤其是先秦诗文的理解,像这样涉及到古代文化常识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没有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的架构,解读它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风俗、礼仪的演变也是理解古籍必不可少的准备。《诗经》中有一首弃妇诗《卫风•氓》,以前的注家对此诗颇多曲解,如《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花落色衰,复相弃背……故序其事以讽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的《诗集传》也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都以后来的封建观点歪曲了本篇的思想意义。实则《氓》诗产生的时代,黄河流域还是自由恋爱的风气,诗中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而结合,后来男主人公变心背弃,给女主人公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诗中痛责男主人公“二三其德”的可耻。朱熹的时代,已经是巩固的男权社会,妇女的地位极其微贱,她们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因而当时的士大夫要指责女主人公这种自由恋爱的行为为淫佚而毫不同情了。

二、古代文化思想的了解

前已述及,先秦诸子之文并非纯文学,其着作往往倾向于学术方面。我们古代文学课上所涉及的原典,都是思想性、哲学性很强的学术着作。即如《庄子》而言,其文学性和思想性都是精妙绝伦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疵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概括了他的思想特色、学术渊源和文章风格。实则庄子奇丽的语言,寓言的表达形式是与其思想的深奥奇崛相吻合的。《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从思想上或艺术上讲都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它主要说明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指出大至高飞九万里的鹏,小至蜩与学鸠,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只有消灭了物我界限,无所待而游于无穷,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是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逍遥游。这种绝对的自由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精神层面,能使人摆脱现实名利的羁绊,与物合一,从而保持完整而高尚的人格。现代人解读《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是最难以把握的,这是因为几千年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庄子的这一思想几乎已成绝响。在庄子看来,天地宇宙之大,可以任我遨游,“我”与万物各保其天性,和谐相处,自由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同时也保持了人的独立与完整。汉代的大一统之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庄子式的浪漫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儒家强调的是现实和功利,儒家理想也更多打上了人为的烙印,“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极大地激发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庄子这种超越名利超越人为的自然主义的理想,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而不了解庄子思想的精髓,便无从领略其文章之精妙,更无从继承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原典的正确解读

正确解读原典,必须以对古代社会文化、哲学思想的充分了解为基础。但文学毕竟不同于文化,虽然先秦学术与文学不分界,但我们学习原典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的,所以还要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作品。只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其时的文化思想,文学的分析便无所附丽。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是古代诗歌的杰作。《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的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言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节操。了解了屈原的时代和屈原的为人,我们才能够理解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得的悲痛和哀怨。对这样的政治抒情长诗,了解政治是理解诗人感情的前提,而作为文学的分析,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于诗人抒情的方式。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意象的驾驭使屈原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有了隐喻的意义,诗人为他们一一涂上感情的强烈色调。更有神话故事的引入,在诗中营造了一个神奇诡异的意境和氛围,让我们似乎听得到屈原一颗爱国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看到他卓然特立的伟大人格。这种文学手法的开创性运用,显示了屈原文字的无尚魅力!《离骚》作为古代诗歌的一座高峰,成为流传千古的伟大传统,便是自然之理。解读古代文学作品不同于解读现代文,对现代文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作品本身的感知与感悟,至于作品赖以生长的土壤———社会与时代思潮,毕竟我们身在其中,会自然地融入到对作品的理解中。而要理解一两千年前的古人的思想,再现他们的音容笑貌,就没那么容易了,需要我们沉潜下去,透过文字与古人息息相通,感他们所感,悟他们所悟,与古人为友。又要入而能出,把他们所思所感形象地传达给现代的年轻学生。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非易事。毕竟,我们当前的社会与时代盛行着一种浮躁的风气,五花八门的思想与观念已经像因特网一样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古人的那一套修身养性的作派,那种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眼光,在现代人看来早已经过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已经很难耐下性子聆听老师的教诲,甚至一部分教师也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停不下急匆匆的脚步去感悟古人。所以,原汁原味地再现原典,准确把握古代文学作品的真正意蕴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更需要古代文学课的教师们拿出更大的毅力沉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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