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危机”等于中国式教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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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美国学生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阳光气质,我很羡慕他们活得那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而很多中国孩子没有爱好,在他们父母眼里,有爱好就是浪费时间。好学生的标准就是成绩好,有没有出息全看成绩。打篮球时还在担心今天的测验成绩如何,吃晚饭时还要被家长盯着问这次考得怎样。

教育危机为何普遍蔓延

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危机

古典文学教育危机分析

一、中国古典文学面临的危机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着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文革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着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四、结语

读古典文学,就是读祖先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倾听最原始的民族召唤,我们甚至可以将读古典文学看做是品古典文化。网络快捷,信息交流容易、自由、个性甚至先进性的影响,我们也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与审美自律观念的确立,形成了专业化的古典文学教育,我们应该在人类教育史与当代教育体系这个坐标中确定古典文学教育的位置。当然,在古典文学面临“失重危机”的今天,古典文学的发展也需要全民的支持,在中华名族儿女的共同努力下,让我们中国文学精髓——古典文学,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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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古典文学教育研究

一、古典文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1、教材设计上存在“厚此薄彼”现象。以现正使用的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3版教材《语文》为例,教材将学习内容进行阶段分类。一些优秀、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如节选自《红楼梦》的《宝玉挨打》虽然也纳入了课文学习的范畴,但却作为鉴赏作品排在课本的最后。前面的单元内容已经将教师的授课计划占得满满的,很难腾出多余的课时进行古典文学的学习、讲解,导致学生在语文课堂上难以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教育。

2、教师思想上存在“顾此失彼”的现象。一些语文教师在教学上存在惯性思维,惯于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力求让学生掌握这些好学、易学、能用的知识。对于需要花时间、需理解、重领会的古典文学教育,教师囿于自身的文化功底、兴趣爱好等因素,觉得教古诗文不如教现代文轻松自如,往往将一篇篇血肉丰满的古诗文进行肢解,机械训练,极尽繁琐之能事,把美的语言变成了僵死的符号。

3、学生学习上存在“不学亦可”的思想。技校生的文学知识基础薄,底子差,往往对文化课学习兴趣不浓厚。他们的学习目的较为明确,技能知识的获得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单纯的人格与审美教育在目前很难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

二、古典文学教学中的技能因素

实际上,古典文学教学本身包含了多种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是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职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具有重要作用。

1、听的能力。古典文学中不乏美的诗歌、散文,细心听,用心领悟是古典文学必备的基本能力。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音字、同音词的存在也是一大特色,在“听”中锻炼学生前后词语的连贯能力,用心领会其中的意义,有助于学生日后在求职、社交活动中能够准确把握他人话语意思,加强沟通。

2、说的能力。古典文学作品适于朗诵,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朗诵、演讲技巧,培养学生公众演说的能力。有意识的指导学生进行古典文学作品的朗读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停顿、快慢、抑扬顿挫等语言表达技巧,语言流畅且富于逻辑,使得学生敢于说话、善于说话,也使他人愿意与其交流。

3、写的能力。很多学生都会写,但很难写好。当前是信息迅猛发展的年代,“火星文”、“3Q体”、“鲸鱼体”等各种奇文异字层出不穷,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现正接受教育的学生。面对这些难以理解、稀奇古怪的不规范文体,古典文学作品是最好的纠正范本。古代作家对写作要求极高,用字遣词不仅考虑词义、通顺,更要考虑意境、语境,一字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而成。掌握准确、简洁的语言有利于学生的书写交流。

4、分析鉴赏能力。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不仅要分析当中的人物形象、主旨思想,更要联系作者生平与时代背景,挖掘文章背后的深刻内涵。同样,这种分析鉴赏能力不会局限于文学作品,更可运用在对社会现象的解读和对一般事物的分析上。对于社会中各种繁杂事物,我们都需要一种客观的判断、鉴别能力去了解原委,掌握关键。在古典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具体案例,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掌握分析、鉴别的技巧,形成良好的分析力和判断力。

三、加强古典文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1、充实课本选材

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艺术性、趣味性、思想性、大众性的作品,教师教授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要强调其艺术性、故事性,更要着重对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进行讲解,如《三国演义》的领导艺术,《西游记》的团队精神等。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学生易于接受,同时也是对学生的“岗前教育”。

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与专业课程有较强联系性的古典文学作品。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多以理工、经管类为主,古代有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涉及了大量的科技、商业内容,适当加入相关的作品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辅助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

在《语文》教学大纲中加入一些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现今频繁使用的应用文文体都与古代应用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优秀的古代应用文简洁、精美,如现在家家户户门口贴的春联,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请柬、信函,更是体现了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在教学大纲加入古代应用文的写作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甚至可以引导学生掌握特殊的写作技能。

2、提高教师素养

技校语文教师应夯实古典文学基础,要有过硬的专业功底。如果只知道搬书本搬教材、照本宣科讲课,是很难培养出优秀学生的。语文教师的知识应该说在大学期间就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点可能被忽略了,那就是教师本人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背诵与积累。教师要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或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交流中,妙用已学或将学的古诗文,给学生做出榜样。当然要带好头,教师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要有长远的眼光,教学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审美素养,更是提高他们的职场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

3、创新教育方法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课堂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提高个体生活质量以及生命价值和意义为旨归的特殊的生活实践,是一个学生不断地超越和提升现有的生存状态,从而创造一种更为完满的可能生活的动态生成过程。在古典文学的教授上,教师要从学生的爱好、情感以及接受知识的具体情况出发,创设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给学生以充分的创新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教师可用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模拟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模式,转换角色,成为与学生平等研讨的参与者,让学生在自主参与、自主发现和感悟的过程中,实现个体能力的提高。

4、引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选准学生的兴趣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导入课堂尤为重要。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具有经典的故事情节及有趣的人物形象,教师要抓住这一教学特点,以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和鲜活有趣的人物形象吸引学生关注。现在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已以电视剧、电影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些也是很好的教学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播放《红楼梦》“黛玉葬花”的片段,引导学生去学习分析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及时代背景。将古典文学作品中优秀的思想内涵与现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也是引发学生兴趣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在学习苏轼的《赤壁赋》时,不能局限于了解苏轼被贬到黄州的遭遇及体会其感情变化,而应引导学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理想受挫、身处逆境之时应如何面对,启发学生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这样更容易拉近学生与古典文学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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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2008—2009在美国加州棕榈谷高中交流学习一年。美国女孩活泼可爱,率真大方,美国男孩阳光真诚,活力四射,并充满正义感、责任感和男人的成熟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确实和我们这里很多学生的精神面貌不一样。我的感觉是,美国男孩女孩的这种“阳光”,跟他们的教育环境有很大关系。

——小城散漫表达系列之“教育危机”

——专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叶澜

中国孩子不够玩 美国孩子玩不够

火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家庭教育方面,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众多家长对唯一的独苗保护过度。男孩擅长和喜欢的探险、运动,常因可能出现的危险而被家长拒绝,所以孩子们无论在生活自理方面,还是在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都显得幼稚和不知所措。

教育伊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尴尬,实在是觉得可笑。第一,教育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交流过程;第二,教育过程不免当成结果处理,直接的体现就是成绩、分数;第三,对竞争渴望功利的推动,社会合力的表面期望重于培育的过程。

图片 1资料图:2017年9月1日,中国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在中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开始投入使用。新教材将义务教育阶段原品德课调整为“道德与法治”,强调德法兼修。语文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教育和国家主权意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设计。历史教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分时期、分阶段展现。张云

而在美国,父母鼓励孩子们运动、探险,亲近大自然,并教会他们在各种活动中如何保护好自己。孩子从小在家就要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从小就拥有健全的体魄、好奇的心灵以及分担责任的能力。

教师本身修炼和心智处理没有到位的时候,会对这个那个要求无尽妥协,又或者是更加地固执坚持自己的限定见解。我有时会引入一些自己的经历和观感,乃至部分私家的观点,并且对教材取舍就直接在选择信息点上。为什么这样处理呢?生物学科未定的前景决定了,这个学科暂时边缘——实际生命维系上,生物学的一些普遍原理往往是有效的,其中涉及生活营养取舍和一些经验结合。

77岁的叶澜自196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留校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持续从事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研究。在此期间,她首创并主持了“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建设。

看到美国学生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阳光气质,我很羡慕他们活得那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而很多中国孩子没有爱好,在他们父母眼里,有爱好就是浪费时间。好学生的标准就是成绩好,有没有出息全看成绩。

一些本地化的长期经验,有时往往比所谓科学的教育有点靠谱;不但是基于金钱利益的考虑,更多是方便生活的考量为主。有时认为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我以为这仅仅是涉及到生活的智慧而已。对于政治智慧,这个已经是和政府内部机构的决策有关。普遍的谈资并不足以影响政治决策,而政治决策和我们一直养成的思维习惯有一定关系;特别是涉及源头追踪和抽象总结的综述,有些除了观点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发生的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实与趋势。

教育改革与教育学理论建设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三十多年来,叶澜和她的团队扎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教育变革实践,以中国话语、中国思维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整体原创型态,被认为是对这一世界问题的中国回答。

教出“得分机器”还是“国家人才”

群体行为一般是有规律的,除了政治规范的态势之外,隐秘的链接关系更加是实在的影响。生活层面上,我们似乎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教育催生一大批形而上的思维人士,让我们远离了生活的基本真实,所以有多少所谓高贵和高傲的人在坚持或坚挺着呢?一些娱乐和炫耀级别的东西,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忽悠直接或间接参与了里面的推动。

日前,叶澜教授的集成之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被译成英文,向世界发行。这本专著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西方的教育思想,而且有所突破,它表达了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尊重和理解,同时明确了中国教育思想必须保持独立,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

国内的中高考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采用“一考定终生”。学生从小到大被灌输以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考试成绩的习惯性思维。尤其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让他们成为了使孩子滑向应试教育深渊的“助推手”。而本该活泼好动、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男生女生们,却被家长死死困在家里埋头苦读,生气全无。

缺少对真实层面的支持和规范,我们不自觉地成为一轮轮的追风者。这种风的存在和消失,让多少自以为聪明的人士迷失其中?醒目的人转行、转换快,可怜有些上了高位的家伙,来不及转身就成了牺牲品。教育连续性明显,也同时明显地缔造了很多不适于应用的人,再培训的不足,让更多的漏洞给人钻。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回归突破》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中国地方学校在主动创造方面积累了值得西方学习的独特经验;与这样的学校实践相关的教育思想,同样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刻板印象。

为了取得高分,成为家长眼中的好孩子,学生根本没有选择权,超负荷的作业量常挤占睡眠时间。本可以长得高大强壮的男生,因长期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而变得萎靡不振,失去了男生应有的健壮和气度。家长在分数这根指挥棒统领下,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道德素养、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教育失真?还是缔造未来的人才?当下的人才还需要吗?过去的人才还有肯定的培训渠道吗?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中国教育学派的构建对叶澜教授进行了专访。

在美国,分数绝不是对判定孩子优秀与否的唯一的评价标准。不少孩子兴趣广泛,喜欢运动、钢琴、写作,并热衷各类社会活动,这些在不少中国家长眼里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但不少美国学生正是凭借这些“与众不同”如愿进入自己心仪的高校。这样的选拔更强调学生的个性,不论男生女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家长的威严管教之下,孩子培养兴趣爱好、发挥个性的黄金时机在摇篮中被扼杀了。

我们不妨继续拭目以待。

“以‘成事’替代‘成人’是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

家长应和学校社会合力消除“危机”

中国新闻周刊:基础教育是全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在这方面,大家的议论和不满也很多。你认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所谓的“男孩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教育危机,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危机,而家庭教育作为孩子的启蒙教育无疑更是重中之重。家庭教育在孩子的人生起步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母应该给孩子更开放、更自由的成长环境,观察自己孩子的潜能和优势,并努力将之发掘培养壮大;在完善家庭教育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学校教育则应该更多注重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造力,逐步摒弃生产“移动硬盘”的教学模式;我们的社会环境应该倡导男孩拥有诚实守信、阳光自律和广博知识,只有这样,男孩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消除。(文汇)

叶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复杂的思维方式,不能平面地看教育。在我看来,认识基础教育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宏观层面,教育政策、要求和目标的制定;其次是学校,我们称之为中观层面,作为教育最基本的“细胞”,在这里发生着教师和学生之间真实的教育行为;再次是微观层面,各种教育行为怎样转化为学生的发展。社会上议论较多、家长感受较深的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宏观层面的问题也不少。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宏观的教育决策,应该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去要求其他层面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宏观决策对学校教育实际存在的需要和发展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很清楚,往往是把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简单地移植过来,规定学校做这样做那样,但好心未必办好事。

比如,为了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要求学校每年有一定比例的教师要流动,有的地方还要求校长也要流动。这个想法是好的,期望通过师资的流动,达到教育均衡的目的。但问题是,每个学校内部都有自己的文化,想通过换校长的办法,短期内改变一个学校非常困难,往往是新校长还没完全熟悉情况,又被调走了。最后,结果是不仅差的学校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原来好的学校反而因为师资力量的流失,教学水平下降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如果宏观决策不反思,是很难做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到的是宏观决策的问题,对于学校层面你有什么看法?

叶澜:作为教育的主体,学校在整个基础教育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对学生的发展最直接、最真实的教育行为主要发生在学校。就像前面提到的,现在学校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经常受到家长的诟病。我认为,学校教育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以“成事”替代了“成人”。

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关注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开放已40年的今天,依然存在着教育者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不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的问题。

这种对个体特殊性以及个体生存方式的忽视,造成了课堂的根本缺陷: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教学过程简化为知识传递的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导致课堂教学缺乏生气与乐趣,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失去对智慧的挑战和好奇心的刺激,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精神生活趋于“沙漠化”。

中国从来不缺聪明、有潜质、可成为尖端人才之人,缺的是把潜质变成现实的发展。教育在实际上常常只是训练的过程,老师讲、学生被动听和记,缺乏思维的活跃和课堂生活的积极体验。日积月累,往往使本来具有生命能动性的人异化为被动机械的“物”。学生如此,教师同样如此,生命异化为满足教育之外目的的工具,教育也异化为没有生命关怀、没有创造活力、缺乏精神追求的事务。

“不能把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高考改革上”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问题谈论了很多年,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改革,基础教育就无法摆脱当前的怪圈。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叶澜:我觉得,不能把基础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到高考改革上。我对长期以来批评“高考指挥棒”也有自己的看法,好像把基础教育的一切问题,一股脑儿归结为由“高考指挥棒”造成,就能解释一切或很快改变。这种判断的实质是想用管住“出口”的方式,来改变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出口”的控制和“过程”的开展是两件事,不能相互替代。

高考的改革,不管是选拔式的还是鉴定式的,总归要通过测试。你不能把教师应承担的教育改革的责任,都交到改革高考方式、方法上。承担高考改革与承担中小学教育改革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群,尽管这两件事相关,但它们各自承担的责任不能替代。

影响教育全过程的因素很多很多,绝对不只是高考出什么试题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们可能抓错了源头。孩子从小到大要长十几年,孩子进小学的时候离高考还遥远。如果我们强调高考改革了才能改革基础教育,这种说法会带来什么呢?中小学教师、校长可以说:你高考还没改好,我改革了会对不上你的高考,所以我没办法改革!其后果是中小学教育责任的承担者,可以对一个漫长的教育积累变化过程不着力去研究和承担责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为不改革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我不是说高考不要改。要改!但是不能把基础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到高考改革上。这也许是素质教育提出二十多年却进展不大的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基础教育改革该从何入手呢?

叶澜: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在哪里?已有的改革方案,或编制新课程新教材,或改变教学策略与方法,或提升学生成绩,或培训新教师新校长等等,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各种教育改革流派随之而生。但我认为,价值观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起点,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根本的危机,教育转型应从价值观转型开始。

三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致力于“新基础教育”研究,这是一项以学校整体转型为指向的教育改革。它的“新”,首先新在“价值观”。我们提出以促进学生的生命发展为最根本的教育价值观。

促进生命发展的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教育具有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丰富人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具有开发生命潜能和提升发展需要的价值。教育的过程是把人类生命的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实现转换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过程。

师生主动、积极投入学校各种实践,是学校能否实现上述价值的前提性保证。“新基础教育”就是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老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当下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改变‘依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成效如何?你觉得,它能够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吗?

叶澜:“新基础教育”是通过深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师生的生命质量。这种变革要求我们一个学校接一个学校地去做工作,去改变校长、教师的观念,变人、变学校、变文化,把旧我变成新我,把近代型学校变成现代型学校。

这项工作需要时间,需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努力。一旦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提高,我们就通过联合研讨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教师调动,让他带动其他学校的发展。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学校的发展必须依靠它内在力量的成长。所以,我在合作研究伊始,对参与“新基础教育”的学校所属地区有关领导,有一个要求:五年内不换校长,以保证整个改革的持续进行。

当然,我和我的团队毕竟力量有限。我们从不指望自下而上、具有典型草根性质的“新基础教育”能够改变全国的基础教育。我的心愿无非是改变一个个教师、改变一所所学校、改变一个个区域,这样,“火种”总存在着变为“火炬”的可能。

我们从事“新基础教育”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一群执著教育的人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而且这条路走得通。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新基础教育”,这些年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学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中国新闻周刊:学派建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你看来,与其他教育学派相比,“生命·实践”学派有什么独特之处?

叶澜:教育学是近代中国自西方引进的众多学科之一。事实上,直到今天,教育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很少人真懂,许多人轻蔑、嘲笑的学科,认为教育学没有也不需要理论,这造成了我们现有的教育学理论大多来自西方,缺乏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学理论。

当下的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改变“依附”心理,太需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矢志不移,而且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和大境界的人,一起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由这样的人组成的队伍,不能指望只在书斋中产生,更多的要在教育变革实践中经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才能形成。

教育学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觉的教育实践的学问。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直面当代中国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对教育学的整体形态和形成过程进行了当代反思与重建,是基于中国问题、立足中国实践、运用中国资源、通过中国学者,以中国方式表达的中国原创的教育学派。

教育改革与教育学理论建设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正是对这一世界问题的中国回答。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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