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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解放现代文学论文

一、个性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都是以诗词歌赋为主,小说的雏形都是笔记形式,只是记录了一些稀奇事而已,没有详细的故事情节。直到宋朝才出现一些话本,记叙的是一些发生在民间的逸闻趣事。在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带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只是一些最低级的生存满足,没有真正的生命意识和个人价值。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缺乏的文化精神。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了梁启超时代,终于大声疾呼了。他疾呼中国人赶紧觉醒,认识到中国民族的落后与衰败,并认识到落后衰败的根源是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封建礼教。随后,五四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这一下彻底激活了中国青年的生命意识,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从此开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现。

二、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先驱

现代文学的个性解放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性的解放,指的是所有人,还有指的是女性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女性对爱情婚姻争取自由的斗争。最早提出个性解放的文化人是陈独秀,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藉此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个人主义、自由精神、个性解放”的人生价值取向,影响了千万个热心青年。人性解放在现代文学中最早表现的是郁达夫和鲁迅。由于我国受封建礼教束缚历史太长,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些青年和文化人是觉醒了,但大多数人虽然活在新时代,思想还是封建的。为了唤醒人们的意识,鲁迅先生、胡适、叶绍钧等人又用文学作品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时候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正是揭露旧礼教对人的毒害以及国人的麻木思想的。紧随其后的老舍也在作品《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中,以幽默而痛切的笔调揭露中国的弱国地位及其各种病相,批判中国文化与国民的弱点,以期唤醒国人对自己的反省。后期巴金的《家》的出现,对唤醒国人的思想意识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现代文学女性的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形成

五四运动前期,现代文学中宣传个性解放的大多数是男性作家,像胡适、鲁迅先生,他们的作品中忧国忧民,试图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用女性的视角审视女性内心,塑造出一大批具有反叛传统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群像。对于女性个性解放和反传统的描写,沈从文的小说表现得也多,他的小说不仅有城市知识女性,还有湘西小城和乡下的女性。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都市一妇人》中,描写了一个出生平民的女人,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了一个老外交官的养女。刚成年就为爱情背叛家庭离家出走,但男方后来却抛弃了她。女人回到养父家,又结识了一个总长,为了能继续自己的奢华生活,她情愿做妾,但又好景不长,总长死了。女人做了暗娼后又嫁给了一位将军,将军不久也死了。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的青年军官,因为害怕自己很快老去,又要被抛弃,自己将丈夫的眼睛弄瞎了,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将心爱的人留在身边。

在表现女性反传统的作品中,曹禺的话剧《雷雨》也是里程碑似的作品。女主角蘩漪虽然生活在养尊处优的周公馆,是周朴园的太太。但优渥的生活并不使她满足,她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爱情。在遇到名义上的儿子周萍之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可这种乱伦的关系是不被世人所容的,蘩漪自己也清楚,却还是死死抓住这唯一的希望不放,直到发现周萍爱上了比她年轻,比她更适合周萍的四凤之后,她终于崩溃了,也暴发了,最后毁灭了。她的这种追求显得有些过于自私和疯狂,可是处在她的地位却只能有这样的命运。在表现女性个性解放和反叛传统这个主题上,五四运动后的作家们还用个性化的视角重新演绎中国古代女性的反叛传统的精神,着重表现她们的内心渴望。在传统的文化中,女性一般分为三类:红颜锅水、贞女烈妇和慈母女神。但一些作家却用个性解放的思想赋予传统女性新的生命。冯乃超的《傀儡美人》颠覆了传统的“褒姒覆周”的定论,将褒姒塑造成一个纯洁的,不甘于被男性玩弄的有个性的女子;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否定了“武松杀嫂”的正义感,将潘金莲塑造成一个有个性有追求的女子,就是杀死武大也有她的原因;郭沫若的《王昭君》一改过去那种昭君被动出塞的格局,将她描写成一个宁愿去匈奴受苦,也不愿做皇帝的玩物的烈性女子。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以虞姬为主角,她的乌江自刎不是为了减少项羽的负担,而是她明白,跟随项羽多年,活着为了项羽,死还是为了项羽。可是如果项羽成功了,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她吗?他可能给他一个高贵的名分,却禁锢她一生。而项羽失败了,她活着很可能是刘邦的性奴。因为明白了自己的价值,所以虞姬选择了死亡。

作者:陈潇 单位:平顶山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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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一、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特点

自反性,是一种涉及现代化领域研究范围的社会学知识,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束缚,对现代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并按照自己的模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中国的五四文化思想启蒙属于正统现代化的范畴领域,自反性主要是针对在运动之后萌发的另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进行描述。通过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里收获的文化形式和文学手法,进行科学总结和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写作形式和特征,展开了另一个新兴思想领域的论述。其中包含对美学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也包括解放美学现代性的限制,开拓另一片现代性的浩瀚星河。这些行为都是以自反性、现代性为基础,力图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在质疑和否定五四思想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表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现代性诉求,多个文学巨匠的不同个性的彰显,共同构成了现代新文学的反传统意识的自反性系统。

1.在文学革命热潮中寻找思想启蒙的手段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对写实主义、文学的抒情手法也比较看重,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性,不过,由于强大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压迫,使得这种审美现代性诉求并未得到有效的推广,也正是这个原因,造就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性。通过具体考察五四文学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深刻探究当时思潮的主要倾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的性质的确定,意义重大。当时的文学中心以文化批判为主要行文途径和思路,通过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的出发点,都来自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反封建为主。五四文学革命的这一主题思想,是贯穿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依据,这主要是由于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唤起文学革新。那个时候的新文化人主张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启蒙手段,表达文艺和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作用,一方面有效地记录了欧洲文化思想的进步,另一方面强调文学对时代思想的影响作用。因此,文学家通过发布文学作品,试图总结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助于加强各个文学爱好者的认识,巩固这一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胡适,作为那个年代文学改良的优秀领导者,主张以白话行文,体现了启蒙运动在现代性方面的强烈诉求;陈独秀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以及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虽然这只是一个固定的原则要求,但却得到了广大从事文艺事业人的认同,这一举措大大地修正了凌乱的、陈旧的古板行文思路,开拓了文章构建的自由性,并适应了未来现代化文学的新要求。

2.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弊端之处

五四启蒙运动之后,不少文学作家仍沉醉在思想启蒙下的绝对化、理想化的自我价值,这样的愿望,面对现实的考验,必然会导致幻想破灭,并带来绝望。丁玲的小说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记录了知性青年在痛苦和矛盾中的绝望哀号。只盲目停留在启蒙思想意识形态之中,不懂得以浪漫冒险的态度去投身在革命事业中,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差强人意的。这些提倡文学改革的作家,已伴随时代的脚步沦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这些陈旧的作品中,的确展现了一定的现实色彩,却也以个人悲剧的真实写照展现社会与时代的症候。这些青年不同的命运遭遇,在现实中体会到与理想的落差,使得不少文学作家开始对五四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质疑,在时光的积淀下,转变成了一种文学化的批判与质疑五四思想的热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首先,过于理想化、乐观化、完美化的思想主旨宣传,使得大多数人忽略了个人认知能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局限性。涉及具体的民主、科学意识的形态等没有做到理性的、具体的描述,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大多数以自我意识的宣扬为主,因此局限性相当明显,这一定会使得启蒙思想运动的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空泛性。其中,相对认知水平较低的知识青年,无法做到对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价值作用的有效分析,只能盲目地跟随大众,并将这种思想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不思进取,自己的真正思想意识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并失去了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其次,过分强调对传统的绝对叛逆,忽视了现实中家庭、社会、道德构成的合理意义,盲目鼓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虽然做了一定的价值性和合法性叙述,但忽视了个人主义的负面作用。由于过分地宣扬个性,使得家庭、社会、道德等相关的好的传统观念被丢在一边,严重影响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和交流,一切行为全部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趋势,会造成自身与社会文化的隔离,使得周围的人无法接受,造就自己孤独终老的一生。正是由于盲目信任,才造成了对这一现象的忽视,所以当现实的大山压过来时,自己已手足无措,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号。

另外,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尚不具备专业、系统的价值理念意识,在思想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

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

二、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对五四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

审美现代性一直是以一种批判性地位而存在的,可以具体理解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使得审美建立在社会的对立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而自反性就是维持这种现象的主要工具,使得审美现代性能够针对自身的自反性逐渐地向现实的、客观的方向发展,并作用于自身。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家也对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具体的主题思想产生质疑,他们在作品中集中表现了对五四主体思想的自反倾向,主要表现在:通过融合底层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着名作家老舍,主要通过适应时代要求的理念进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对比,具体结合实际分析各方面的不同状况,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的激励下,完成各个小说的着作。他很能运用生动的语言和幽默的叙述方式,并且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的各种病象,深刻地阐述国民的错误的思想意识,急迫渴望那种现代性的理念能尽快地投入在当时陈旧思想下束缚的中国,具体表现为他对中国古老的精神形态的深恶痛绝,使得在主体思想表达上,和五四启蒙运动的主旨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其底层社会的出身现状,和对现实的体会,使得他在表达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于国家和国民的实际操作和这种思想的实效性,具体如何进行实施,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明确规划。这种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构和形态,必然令他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具体现实意义产生质疑,在老舍的作品中,关于现代化事物的描写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对政治教育文化、学习思潮和外来新思想上,都认为是一种胡闹,是一种荒诞的把戏。他彻底地否认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等负面性的语言,揭示了作者对中国实现改革的绝望态度。

而后继的作家,同样在他的基础之上,对外来事物给予否定,使得现代文学离启蒙思潮的愿望期待越来越远,并逐渐地形成一个对启蒙运动思潮的自反性叙事的系统。而乡村出身的沈从文,在对思想启蒙运动的质疑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在自反性上更高人一筹。他善于利用感性和理性综合的叙事手法,在对新生事物的质疑上的叙述也比较全面,他形象地勾勒出了乡村与都市的区别,另外,也包括对形象世界的反差的肯定,使得他的小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在理论依据上,它主要借助不同时间的现实状况和人性的价值标准的肯定。在他的作品中,主要对不同于城市的乡村的自然之美和当地的人性之美加以正面宣扬。作者的主要表现核心以“人性的美和善良”为基准,所有被现代文明看扁的、落后的东西,都呈现不同的人性和传统之美,是完善人性的福地。而面对现实的抨击,他的思想更加偏激,认为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完善,而是对周遭美丽自然和善良人性的泯灭。而都市中的人大多数存在人性的扭曲,在道德上要求放松,毫无自制地堕落着,无论城市的建筑多么发达,在自然的考验下永远一文不值。沈从文的作品,在思想上大都与五四文化的主旨相违背,而他具体表现的这种对现实的颠覆形态和对社会现代化的美学否定意识,却形成了一种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的期盼与追求。五四文学思想启蒙运动总的来说是一段颠覆和反思传统的历史,集中表现在历史、传统和现代性的重要冲突。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宣扬的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找完美的突破。在白话文上开拓了文坛的新地位,使得这种语言选择固定地被文学历史所认同,而具体文章表现的特点,则是一种对传统反叛的对立的姿势,使得文章表达的思想更加直接。而对传统的反思,绝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和摒弃,像胡适、沈从文等作家在时代的冲动下并不盲目地乱下定义,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肯定态度还是会有所保留的,无论在作品中如何强调现代性,始终甩不掉的是一份对传统思想的牵绊,无法完全地适应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渗入,所以五四运动下的代表者都没有彻底的适应现代性,那么一味盲目跟从的人们又如何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定义和发展方向呢?因此,这种自运动开始就伴随诞生的自反性,体现了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局限性。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一直在传统问题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角度相对单一。而具体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就要求文学能够开拓新的人文精神,拓宽我国人民的视野,吸取西方国家人文精神优秀的部分,改善人的心灵,协调好人与自然、科技、社会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发展情况。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在理论确立上也比较全面,符合一定的客观性、现实性,对我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这些文学家都在宣扬这样一种思想,现代性一方面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福祉,却也伴随着一些消极的后果。而怎样才能摆脱现代性携带的这些消极元素,使人们不再经受理性的压迫,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因为审美的现代性拥有着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不再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墨守成规,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充分扩大人们想象的空间,从而使得因长期封闭而无法表达的原始人性精神能够恢复原貌,开发人类无限的潜能。

三、结语

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个性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新文学的内部,却产生了关于对这种价值观质疑的文学主题和叙事。各个作家借着自己不同的角度描述不同的价值思想,对具体的个性主义思想等进行了一定的质疑,并做了适当的价值重估。这种新文学自然产生的自反性叙事,筑成了新文学的新的主题思想,为人们客观地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伴随产生的新文学艺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作者:张惠玲 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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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论文

一、动荡时代中的草原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为主线的文学发展轨迹,特别是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的民族风格与特色的过程。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的历史主流密切相关,在外部世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也呈现了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就是“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并存、对峙与互渗。草原文学的写作客体,即中国的五大草原区由于地处边塞,地广人稀,加上交通闭塞,与中国内陆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商始终无法等量齐观,甚至在青藏草原区、新疆草原区中文人创作还寥寥无几,这一切都注定了五大草原区在时代动荡中的边缘位置。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文化闭塞等因素都使得草原文学无法以积极地姿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论争与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并不成熟,但他使得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二、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着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3]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三、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4]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四、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作者:韩争艳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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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现代文学论文

一、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着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二、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三、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作者:韩争艳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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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想现代文学论文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现代文学主要流派的影响

1.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其作品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主观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描述。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其重点在于表现人的灵魂,要求超越人的行为。表现主义通过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其不同境遇的感悟来表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社会的启发来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着力于这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意识流

意识流文学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以经历人类主观生命的世界,其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意识流作品实现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机融合,从而组成主观心理时间,其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顺时序,且随着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为脉络。从人文主义角度上看,意识流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本真,主要以其心理暗示为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

意识流文学主要包含了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对象主要是针对典型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现实生活,倡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我,着重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主要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安排小说段落的先后顺序,大量采用各种写作手法,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提高文学表现水平。

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主要强调了人的心灵象征是世界,侧重于“感应”的描述,在神秘感和通感的定义上,浓墨重彩。他将创造的象征分成两种形式。

选定某一特定的对象,经由一系列的检测,完整地展示某种心灵状态;

适当利用文学暗示,逐渐呈现某种心灵状态;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导致人们对宗教思想失去了信任感,这就促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仅相信自身内心的召唤和感受。

4.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场法国文学革命,其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探讨的问题,其涵盖了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萨特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存在是在本质之前产生的,其倡导自由选择。他将存在视为在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危机,根据面对方式的不同选择,其结果也天差地别,人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解决方式。存在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现代写意和传统写实这两种艺术风格,具有创新性。其肯定了人的价值,并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我和保持尊严。5.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其认为文学是超现实,也就是梦幻与现实的产物,即为绝对现实。其宗旨是与现实脱离开来,返回原始状态,彻底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独特和奇妙,采用大量新颖的比喻,内容丰富多彩,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写作手段的大量运用,导致读者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

二、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的文学阶段和脉络与西方各流派息息相关,这阶段的各流派文学主要侧重于唯心主义,重视人的情感,涉及到非理性和无意识精神。由于该阶段的文学作品强调唯心理论,导致部分片面观点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领域的发展。但是,我们应客观地分析这一思想,深刻认识其在西方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者:刘子瑜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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