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翻译学的建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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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国内外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或提交了论文。与会代表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建构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如何评价当代文学60年的整体成就和贡献,
如何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代表们广泛和共同的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炯综合60年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其巨大成绩和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使我国文学大步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时代;其次,推进了我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第三,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了新的高度。《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指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将中国当代文学60年重新历史化、整体化的时刻。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力求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发现和思考一些新问题,如:如何处理前后30年的关系、以“人文精神”作为衡量当代文学创作的标准是否合适、学术界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评价是否过低等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导杨匡汉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应当有一种整体思维。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出,新中国60年的文学应当理解为中国人民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的诉求,这种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它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在文化上有其自身的依据和期待。其意义正是在于:在西方体系之外,创建了独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文学。对文学现状与具体文本的透视与分析,因为更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历来是成果丰硕、新观念和新方法不断涌现的领域,本次会议也不例外。评论家白烨提出当代文学“三分天下”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在最近30年里,当代文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性文坛、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性文学与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与此相应的,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三分天下”。体系分裂和共识破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白烨呼吁“三分”的圈子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和了解,以期实现良性互动。

理解“以喜剧表现悲剧”: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鲁迅,使更心酸,更催人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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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时,“对于中国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会从我们的书目中选中哪本’,而是‘我们有哪些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长期的沟通。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上更是如此”。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将到来”。而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这两句话都没错,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前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还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扩容”的角度上讲的。后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它一直在场,只是在域外的数量少了些。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观念”和“写作水准”上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两者统筹起来予以综合考虑,把量与质,把“走出去”与“中国学”,把观念与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本文作者:杨四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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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神采

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对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指出,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某些空洞化、空虚化的趋势,并且存在很多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博导程光炜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则指出当代文学创作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从《红岩》里甫志高买牛肉干的一次消费行为谈起,将《三千里江山》中解放军司机对未来巴士车和苏联电影的憧憬与《鲁迅2008》的消费悖论联系起来,巧妙地揭示了在当代文学叙事中,被抛弃的消费者身份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国民性弱点:阿Q处于可怜而又可悲的境地里浑然不知满足于这样的奴隶生活。(奴性)

图片源于网络

近代以来,翻译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观念的最便捷途径,它将西方近代学术上的各种新成果带入了中国。经过西学洗礼,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改变。

国民性弱点根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

上一章

其间,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标准的思维方式,在学界悄然建立起来。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译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大量涌入我国译学界,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新启示、开阔新思路的同时中,这些观念及话语在很多研究者心中,逐渐被奉为最高的学理依据,被拿来分析、研究中国翻译现象,“借鉴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直接挪用或移植。这种趋势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

戏剧的诞生

戏剧于中国观众而言应该是“舶来品”,但也不完全陌生。中国没有戏剧的时候,有戏曲。现如今西方人也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作比较——毕竟两个人做了一样的行当。Drama译为戏剧,京剧是Beijing
Opera——很明显,在外国人心里他们的戏剧没有与中国传统戏剧合流。

中国戏剧的衍生不得不说一下文学社团。跟出版物一样,这是号召文学爱好者的方式。那时候没有网络和手机,聚在一起纯聊天也显得尴尬,表演一段事先排练好的的节目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可但是这种事情也得有专门的人员去完成啊,没错,有的!有人把春柳社的《黑人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得出开端。但是春柳社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社团,不过成员大都是留日青年。这部分人受日本新剧启发,而任天知和他的进化团则受益于日本新派剧的影响。当时南开大学的新剧很是红火,据说周恩来也是学校剧团的成员。而如今我也曾听闻该校毕业的一位朋友讲他本科期间也在学校排演过话剧。

当然,看剧还要去大上海。这前后有叫“爱美剧”(来源于英文单词Amateur的音译)的,有叫家庭剧的,当然“无产阶级戏剧”口号提出以后,包括延安话剧时期,戏剧的政治目的就显而易见了。

《色戒》中几位主角学生是在排演话剧的时候有了一番构想和作为,可见话剧给人的不仅是一种娱乐,甚至有自由的灵魂。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暗黑童话,里面的坏人这么问女孩儿们:“凌晨两点钟你的家人都在做什么?”

有人说:“我父亲开始生火,拉风箱。”

有的说:“我妈妈帮着父亲套马鞍。”

只有一个女孩儿说:“我爸爸刚从剧院出来,要回家休息。”

你知道坏人们得到了什么信息吗?对,这些人是铁匠,车夫,农民的女儿,只有那个父亲从剧院出来的姑娘才是公主。

你看,戏剧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泾渭分明。它跟电影还不太一样,电影可以被偷窥,不管是谁,瞄上两眼,然后再细细品味就好。可是话剧却要太正经——幕布一拉,后台紧锣密鼓地布置,没点品位的人估计又把浓墨重彩的地方戏与之联系在一起了。

从某些意义上讲,戏剧是可以传授的,虽说京剧从某些意义上讲跟戏剧是相通的,但是京剧分门派,全部是口传心授,不入此门休学此道!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了一本《演员自我修养》,曾一度是机场,酒店大厅休闲区的伴手礼。这也说明除了剧本和场景,重要的是演员的舞台表现。

那个因为变性后获得自信的女人金星,曾在节目中说过,自己做过演员,但最畅快地是演话剧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提升最快。为啥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跟演出的不可复制性有关——你今天晚上吃了一个苹果后去演出,跟明天上午喝一碗粥去演出,这二者的身体机能客观因素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演员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有不一样的要求。

最后,我就不再具体推荐或介绍哪一篇剧目了,有人说过,这种东西,喜欢的人痴迷,不喜欢的人都不知道它哪里讨人嫌。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张柏然教授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这一主张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洋溢着卓越的思想前瞻性——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的。

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

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

重建中国译论,至少有这么几条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摘自张柏然着《译学研究叩问录》

世纪之交,张柏然教授始终坚持向内用力,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新时期翻译学的学术生长点。他联合境内外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在《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世界顶尖翻译学理论杂志META上发文,倡导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中国译学研究,清晰描绘出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翻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同时对极其丰富复杂的中国翻译现象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他明确指出,翻译的本土经验,尤其是民族审美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翻译学“主体性”的立身之本。

面对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凌厉的异域文化,中国翻译学应该以汉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挖掘、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运用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从而生成既蕴含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西方研究方法优点,而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型翻译理论。

中西融通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与观点来阐释中外翻译现象,还应当能够连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翻译理论传统,从古代译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译论的血肉。在张柏然教授看来,有着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翻译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我们于21世纪重新谋划中国翻译学的原创性时,不能不首先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这是中国学术获得原创性的前提。我们必须在吸收中外古今译论的基础之上,创建起一套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才能随后恰如其是地阐释本国翻译与外国翻译现象。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并不含有排他性,而仅表示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扎根于汉语语言和包括文、艺、哲、美等在内的文化事实基础之上。构建中国翻译学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世界翻译学也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呼唤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

在长期的理论思辨和不辍实践中,张柏然教授深知,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自身翻译理论体系之时,都要以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中国的文明过程,中国的文化材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原创性的根据所在。因此,中国翻译学界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凝聚、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大国气象、大国风范的现代译论。

其中,“中西融通”与“古今沟通”成为关涉中国翻译学前途与速度的重大问题。“中西融通”以理论创新为目的,是对中西翻译理论中共同性、互补性的东西进行融通,从而提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古今沟通”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要深入中国古代译论宝库,悬置前人见解,读出真切体验,将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论述用现代理性眼光连缀起来,给古代译论建构一个理论语境,并加以适当阐释,从而建构出现代性的翻译理论。

虽被冠以“特色学派”,张柏然教授对于翻译的认知,却从未偏执于一端,他在多篇着述中强调,中国翻译学“主体性”的建立不能通过对西方翻译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译学的核心,充分了解“他者”,才能清楚确立“自我”,既不能奉“西学”为圭臬,也不能以“中学”排斥“西学”,而是要既突出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又不刻意抹杀翻译活动的普遍性特征。

“中西融通”之意,即把中国传统译论擅长的综合感悟与西方译论擅长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只有从中西译学比较入手,借助于“他者”的参照,由外在比较达于内在超越,促进中国译学实现其古典形态的现代转换,从而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关于译学的价值理解,重建一种具有更大圆周的话语和意义系统。

毕生穿越在中西文字、文学、文化之中,张柏然教授始终倡导,中国翻译学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参互,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

这是一份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把它坚持做下去,做出成果来。这一定是张先生最希望的。

(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徐薇,长沙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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