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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大都略通岐黄之道;而悬壶济世的老郎中,也会附庸风雅子曰诗云一把。

基于以现代文化解读古代文学

一.先声夺人

激趣入境刚一上课,教者便用多媒体音频展示了“台湾第一词人”方文山的作品
《菊花台》,然后在优美的旋律中抛出一连串的问题:这是谁的作品?你们喜欢这歌词吗?为什么喜欢?这种音乐鉴赏与语文结合的方式首先拉近了课程与学生的距离,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为下一步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学生回答中老师可以见缝插针地渗透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以及审美观点与批评方法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

二.趁热打铁

合作探究借学生热烈讨论的热情,再把问题深入。这首词作中“菊花”这一“意象”的来源是什么?在学生思考中,播放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视频: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一系列惊悚的血腥宫斗后,成千上万朵菊花“淡定、从容、优雅”地掩盖一切恩怨情仇,与电影开头的满眼“素菊”前后呼应,仿若一切未曾发生一样,全片运用了“菊”这一意象,以其典雅暗示了人本应有的价值观。然后给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中的核心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从而介绍作者和典雅的全文。指出“人淡如菊”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和品格。然后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问题:若以画面形式展现,这首典雅包含了几个画面?又召示出几层境界?探究后得出结论,典雅全诗里包含了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雅致,如文“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表露得势时的内敛洒脱;第二种是“孤云独去闲”的雅趣,如文所述“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尽显于无拘束中率意适情的风雅;第三种境界是“身无锦绣,心无明月”的雅德,如文所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终归恬淡脱尘的心境。

三.依本溯源

深入浅出解析了文本,再展示《菊花台》的歌词。重点指出:典雅全文不仅本身堪称一首耐人寻味的佳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评价其它诗、词乃至艺术作品的一把标尺。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说过:“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不同于西方‘分科治学’批评,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是在叙事和抒情中明理。”方文山将“菊”作为其歌词的意象,虚实相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中国诗的境界。“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断肠”出自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秋风凄,菊花零,伊人的模样也已然在泪水中模糊。此句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视觉中“菊花的黄”与触觉下“黄的笑容”混淆一起,自然深刻,使人感到,那温暖的笑容正在逐渐淡化、如逝,哀婉而又揪心的情感自然流露。无论字词的斟酌,还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尽得古典文学创作中的典雅与庄重。因此这种只可意会,不尽言说的“古典美”,使得方文山的歌词在白话盛行的年代“鹤立鸡群”。

四.诗音画舞

拓展延宕在学生意犹未尽中指出各类艺术形式的审美理论和批评方法都是相通的,然后快速切换画面王亚彬的《扇舞丹青》舞蹈视频。音乐背景配以《高山流水》的曲子,舞台背景配以张大千的泼墨山水画,王亚彬一袭白衣,如“仙子天中来,飘落尘世开,随风入画里,仙境几徘徊,飘缈云烟过,悠悠六出开,苍山遮不住,丝丝墨香来。”可以让学生谈观后的感受,90%以上的学生都会有谈感受的主动要求,这种美的享受使人很难不用“典雅”“飘逸”来解读。经此顺理成章地将《典雅》引渡到文艺评论的标尺上,完成了教学难点的传达,而此时也把“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理念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五.回归主旨

美的发现最后做回归主旨的总结。罗丹说过“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通过现代元素音、诗、画、论的多角度结合,让学生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美,了解中国古典文论的的精妙,学会用古典文艺理论的“以文学模式去鉴赏文学作品”的“体味方法”去揭示现代世界的美。可以说在整个教学中,我们摆脱了知识灌输式的单调授课模式.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全新教学理念,用现代流行元素深入浅出地把这些古典佳文当成一个鲜活的审美对象,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这篇文章是美文,从而引导学生欣赏古典名着,培养学生古文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审美情趣,以彰现语文所蕴涵的人文张力。

作者:朱艳波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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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现代人文精神分析

威尼斯正规官网,一古代文学的历史还原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情感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对文学艺术的审视,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形式的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求和愿望。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人类真挚而复杂的情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相思,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之情,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沧桑之叹,有仰天大笑的傲岸,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与哀愁,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有杏花春雨江南的雅致闲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强调得最多的是认识世界,而对情感、生命等人性维度比较漠然。使原本生意盎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变的支离破碎,成为了字词的解释、层次的划分、写作特点的分析,结果导致学生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变得心灵枯竭、感情荒芜、忽略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以美的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领悟其中所包含的绚烂多彩的情感、崇高的生命活力。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能成为千古至文,在于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这是人生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因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时无处不引起人的普遍共鸣。古代文学的教学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还在于用教师的激情调动学生的热情让学生用心体味其中的真情,珍惜真情,回归真情,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从文学这个“间接的世界”去获得未来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叶嘉莹说:“我国古代诗歌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的传下来,一直感动着千百年以来的人们,这才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宝贵,最可重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2]

文化的积淀和学养的提升

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最华美的乐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绵延不绝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受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传播者,因此必须加深他们的文化积淀,提高他们的学养。学养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学审美素养,广博的文化素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要使学生具备比较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能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线索,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评述古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背诵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为学生列出必读书目和背诵篇目,定期检查,让他们积累大量的感性认知,提高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提高赏析能力,比如讲《曹刿论战》,如果让学生把文中所有的情节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较,学生们就会发现《左传》善于将事件情节化,而且情节之间的连接已经具有一定的戏剧性。讲《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司马迁在这儿要加上一个“霸王别姬”的细节,学生会有更深入的思考与感悟,有人认为以美人为陪衬写出了项羽慷慨的末路情怀;有人认为染浓了悲剧气氛,让人更觉悲壮;还有人认为用美人为英雄刷色,更见其悲歌慷慨。讲谢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如果把澄江换成秋江好不好呢,学生们讨论认为还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静,静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体验,以此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人文精神的引导及人格的建构

人需要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类灵魂的家园。面对矛盾、分离、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们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撑,就会有疏离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经》中就已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通过知识传承、环境熏陶,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成为个体生命人格的、修养的、精神的一种内在品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学会求真、求善、求美,从而达到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古代文学那丰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导,逐渐形成心理积淀,具有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础,形成质文相宜的人文素质,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

1.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国神话中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现出原始先民们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和忧患之思。孔子对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严酷现实忧思难抑,奔走呼号。屈原一生都在为“存君兴国”而上下求索,“岂余心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历代文人墨客之忧国忧民,无不受其启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忧烦,在教学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以此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论语》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强烈的进取心和“忧道不忧贫”责任感,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及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则更是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

2.自强不息与人格尊严

《易经》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铿锵之声。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篇章都强调了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对立身处世的重视。《大学》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要培养的“浩然之气”是以德配焉,强调的仍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即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求人们努力达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仅如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对人们日常行为做出的具体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则使得孝悌成为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谨慎、信用、宽厚成为华夏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诫人们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现出一种和谐、体让的自我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强调了对气节、人格尊严的重视。这种主体修养通过内在的充实而达到个体价值的外在体现,表现的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取向。当一个人尽了应尽的责任,有了目标和理想,生命就显得充实。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走一条“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径,让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生命,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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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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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大都略通岐黄之道;而悬壶济世的老郎中,也会附庸风雅子曰诗云一把。在宋代,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理念深入人心,济世救民成为读书人的两大抱负。至此便出现了“儒医”之名。朱肱、许叔微、李时珍等都曾习举子业,而王安石、苏轼、沈括等一大批文坛巨匠,医学功底也十分了不得。因此,书生气很重的古代良医们,常常将中医学的很多知识,用一种非常浪漫写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构思之奇特,用词之精巧,往往使人惊叹不已。下面以隐名、谜语、对联、诗歌、戏剧、小说为例,来看看文学艺术中的中医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流行的几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如游国恩本、文学所本、袁行霈本、章培恒本等,都略去”古代”二字,径直称做《中国文学史》。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充分肯定了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我国丰厚的古代文学遗产,并非遥远的记忆,而是现实的营养;并非死气沉沉的往昔梦魇,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验。古代文学,主要是汉语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是铸就当代中国人文化人格的灵魂和动力。尽管当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当代人的眼界更加开阔,远比前人更多地接触到外来的文化,但古代文学依然是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源头和文化主食,恰似牛奶面包虽然日渐普及,菜汤米饭和馒头面条依旧是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一样。

一、隐名中的中医

但是,文言汉语毕竟不是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古代文学也确与当代中国人有些隔膜,尽管其传承始终没有断绝,其活力也确有衰减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传承过程中必不可免的断裂、解构与漠视。断裂主要指因古今生活的变动、观念的转换以及文化积累的变异,以致其传承常常出现误解和遗忘,造成文献的中断、传播的空白等文化含量衰减,以及受众人数的缩减。如今人能通读《诗经》、《庄子》等经典的已越来越少,而且读过的人对其真谛的理解也未必合于古人的原意。解构主要表现为当代人往往用自身好恶和理解评价和改造古代文学,使其变味变形、面目全非,传给今人乃至后人的根本不是传统的中华文化,而是解构后重组的杂糅货色,如各种“戏说”所传播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只能误导受众,部分群众却简单地认为这样的东西传承了古代文学。漠视主要表现为将古代文学看做过时的历史遗产,认为只需少数爱好者传承即可,而对当代世界的主流文化即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这些负面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的传播当

所谓隐名,就是利用双关、借代、析字、藏字等手法,将意思显示在言外,须经分析解释才能明白。中医、中药的隐名,实际上是一种秘密传递中医、中药信息的方法,其意思表达隐晦曲折。中药隐名,起源很早。唐代元和年间,西蜀有位叫梅彪的文人,撰《石药尔雅》“所集诸药隐名,以粟、黍、蕎、麦、豆为五牙”。不知道梅彪集药,何以隐名?也许是保密,也许是故弄玄虚。而明清一些江湖医生将中药隐名,“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但虽然如此,他们所作的隐名,也真是挖空心思,颇有文化气息。如:恋绨袍、苦相思、洗肠居士、川破腹、觅封侯、兵变黄袍、药百喈、醉渊明、草曾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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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药隐名,大概是为防止病家对不雅药物随意联想而设,比如:金汁、人中白、人中黄、五灵脂、蚕沙、血余炭等。这些药物,要么是从人或动物的尿液、粪便中提取的,要么就是毛发指甲的制成品。这些不雅药物如果不用隐名,那病家知道药物的来头,恐怕就没有人敢下口。为避不雅联想,不知哪位高人稍加变通,略施笔墨,便让此良药得以流传,并进而成为药物的正名。可见,“美其名曰”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可取的。

有些药物隐名是为了提高疗效,而用隐名来防止病人“知情”。据说过去天津有一位叫陈方舟的医生,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有位富商得了重病,陈方舟医生给他开了个药方,要他连服三剂以后再来复诊。商人服完三剂以后,觉得病症仍然没有好转,于是另请名医施今墨先生为他治病。施老先生诊脉以后,又看了看陈方舟医生开的药方,只见药方上写着:“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于是告诉富商可以仍按此方连续服用。但是,富商连说不行,硬要施老另开处方。施今墨发现眼下无法说服富商,只好挥毫写下这样一张药方:“鬼益、杨枪、松腴、国老。”商人高兴地走了。富商按施今墨的嘱咐,连服了二十剂以后,病果然好了。于是,富商携厚礼向施老致谢,施老却要他去感谢陈方舟医生。富商不解,施老告诉富商,他所开的处方,实际上就是陈方舟医生开的处方,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并增加较多的剂数而已。施老处方上的“鬼益”就是“人参”,“杨枪”就是“白术”,“松腴”就是“茯苓”,“国老”就是“甘草”。这四味药俗称“四君子汤”,是用来补气的。商人一听恍然大悟。

施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掌握患者的心理,通过变换药名,使他能够好好地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

二、谜语中的中医

谜语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作谜面,供人猜测。谜语原是民间口头文学,后也成为文人游戏。中药设谜,不乏精彩之作。比如从下列一些谜面,分别打一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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