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北周文学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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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

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着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着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着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着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着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着。

三、结语

《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自不待言的,对于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只是为了与同行进行讨论,以让文学地理学研究更加完善、更加科学,除此无他矣!

威尼斯正规官网,作者:胡朝霞 单位: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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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教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适当运用对比教学法

本文所谓对比教学法,主要针对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将古代文学中同属一系列题材的文本进行对比;二是将古代文学作品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它们在文学元素的异同;三是对于某些有争议的作品或文学现象,可列举学界的多种观点,让学生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在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运用对比法,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视野,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下面试分述之:第一种情况最适合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世代积累型作品的教学中。所谓世代积累型是指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种题材进行不断加工完善,最后由文人编订而成的作品。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要讲授的作品与其前代同题材的作品进行对比,让学生思考文本中人物、情节、线索、冲突、主题等文学元素的变化。如《西厢记》的教学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传奇,随后又经历了宋、金、元时期民间和文人的重新阐释。在教学中,教师可在课前布置学生细读《莺莺传》和《西厢记》,让他们思考《西厢记》是如何在人物、情节、冲突、主题等方面对《莺莺传》进行创新和超越。接着在课堂上让学生展开讨论,最后,教师再加以点拨和总结。通过这样操作,不但使教学水到渠成,而且也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学生比较熟悉的文本的教学中。如汉乐府名篇《陌上桑》,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学生对作品比较熟悉,要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并不容易。但是,笔者想到《陌上桑》是由“桑中”母题演变而来的,此前的相关文本有上古时禹与涂山氏在桑中遇合的神话传说、《诗经》中的“桑中”篇目、汉代以“桑中之事”为题材的同类型故事,如《鲁秋洁妇传》、《陈辩女传》等。因此,在正式分析文本之前,笔者首先把上述文本列举出来,并逐一作简要的介绍。然后,笔者让学生思考《陌上桑》在写作手法和结局处理上,是怎样对前代作品进行创新和超越的。通过这样处理,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欲望就被激发了,最后经过学生的讨论和笔者的讲解,结论的得出也就水到渠成。再看第二种情况,教师将古代文学作品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作比较,引导学生从主题、情节、人物、内涵等方面思考二者的异同。如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这也是一篇被选入高中教材的作品。对于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等,学生早已如数家珍。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对授课的内容作了更深层次的处理。如同样是分析焦母的形象,笔者将其放到东方文化中“母子一体”的文化现象中去分析。因为在古代东方,女性爱情普遍受到压抑,无法张扬,于是将爱的力量注入儿子身上,而这种爱一般都伴随着对其自由意志、独立人格的剥夺,焦母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中外名着中,“焦母”式的女人还有许多,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寒夜》中的汪文宣母、《原野》中的焦大星母、《大雷雨》中的卡巴诺娃、《儿子与情人》中的莫莱尔太太,等等。因此,笔者引导学生把焦母与上述作品的人物进行对比,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看问题的视野也会更加开阔。又如上古神话的教学,我国的神话可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等,而外国神话,如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日本神话等,亦有相同的神话类型。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笔者把外国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中的相关篇目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样处理既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促使他们课后主动去查找相关的作品阅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比,引导学生更深层次地思考中外神话在民族精神、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差别。当然,这种教学法虽然能促进课堂的教学效果,但同时对教师文化素养的要求也较高,这需要教师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最后看第三种情况。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应试教育有本质的不同,它更注重锻炼学生的思维。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学术的熏陶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对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现象存在多种看法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教师在讲授古代文学史时,也会不可避免地碰到类似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笔者的做法是,把学界的相关论点列举出来,引导学生去思考,将其作为锻炼学生思维的途径。如讲授《古诗十九首》之一的《涉江采芙蓉》,关于该诗的作者,学界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游子;二是思妇。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笔者首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然后让学生就以上两种说法进行简单的辩论。最后,笔者才把具体的学术观点列出来,进行点评。又如汉乐府名篇《江南》,诗句十分质朴易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该文句虽然质朴,然其思想内涵则可有多重解读,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朱东润先生的“劳动愉悦说”;第二种是“爱情隐喻说”,以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持这种观点的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闻一多先生的《说鱼》等;第三种是“向往自由说”,持此观点的有王富仁先生《鱼,自由的象征》。笔者在讲解时也是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列举上述三种学术观点,并逐一讲解,学生同时也可以对上述观点进行辨析,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见解。总的来说,这种教法能让学生体会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欣喜,既锻炼了思维,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当选讲作品选以外的作品

古代文学课程可以分为文学史与作品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在讲授文学史的过程中,必定会穿插作品的讲解。但是,某些作品因文学价值不高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往往未能纳入作品选的编写中,这对于学生全面了解作家创作的风貌是十分不利的。如郁贤皓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教程》,这是一部将文学史概说和作品结合起来的教材。该教材在简介李清照词风时云:“前期词多涉闺情相思,不乏清新优美之作;南渡后所作,每多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风格一变为低回婉转、凄苦深沉。”这段文字较准确地概括出李清照前后期词风的差异。但是,在其后的作品选讲时,却只选取了李清照后期的词作《声声慢》一首。又如在评价明代诗人李梦阳的诗风时,教材是这样概述的:“……而以格调高古、风格遒劲、气势雄健见称,词意深刻而微婉。由于过分强调复古,其诗流于形式的模拟,缺乏创新,为世人诟病。”可见,李梦阳诗作的优缺点都是十分明显的。但在选取作品时,编选者却只选取了《秋望》一首,该诗抒发了感时怀古的幽情,风格雄浑劲健,慷慨悲凉,是李梦阳诗作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一首。笔者以为,编选者若能再选取李梦阳一到两首缺乏新意的模仿之作,那么学生会更好的了解李梦阳诗歌创作的缺陷。再者,某些文学样式因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导致很多作品选没有把它们选入其中,这对于学生了解这些文体的面貌是十分不利的。如大多数文学史教材都有介绍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章节,内容包括话本的定义、种类,诸宫调的定义及形式等。但大多数作品选只选取比较重要的作品供学生阅读,如郁贤皓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只选取了话本《碾玉观音》,而诸宫调作品则无一篇入选。李道英、刘孝严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所选的作品较全,有《西厢记诸宫调》和话本小说,但所选话本小说全属于小说话本,而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则无一作品入选。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史教材已有提及的,但并没有入选作品选的篇目,教师在授课时可适当列出一到两篇供学生阅读并讲解。如说经话本,今仅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什么是“诗话”,教材是这样定义的:“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种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又谓“就‘诗’与‘话’的关系看,‘话’是主体,演说蕴含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虽然教材对于“诗的解释比较详细,但是依然比较抽象,而目前大多数作品选都没有选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笔者以为,既然现存说经话本仅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要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话本中“诗”与“话”的组合形态,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并就其中的某些部分作简要的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也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上述内容只是笔者在日常教学中所引起的一些思考和所作的微薄努力,旨在抛砖引玉,希专家能批评指正。

作者:孔杰斌 张春秀 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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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古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是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着,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孙康宜教授说:
“以前,在比较文学系,不管是斯坦福,还是耶鲁,选择的经典不是柏拉图就是莎士比亚,现在则中国文学也成了主要课程之一。”[6]这可以说明,中国文学正在突破障碍,进入更多研究者的研究范畴,中国文学从民族的变成了世界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应该站得更高更广。文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人们的喜怒哀乐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记载着个体的情感波动,对生命对事物的认识。每个民族虽然语言文字不同,但是人心体验这个世界的感情是相通的,因此各个民族用文字承载的感知体验都是整个人类情感体验的一部分。文学,体现了各民族的人性特征与感知的特点,也正是这种不同,显示着本民族的卓然不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就非常完整地呈现出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特征。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就目前世界汉学潮流来看,国外汉学研究专家的关注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是他们研究这一核心的敲门砖。而且,即使是以语言为主攻方向的国外中文系,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欧洲许多高校的汉文专业非常注重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汉文专业的学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质量很高,有较好的汉语语言及文学功底。虽然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提升学生数量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但是也应注重对学生培养的“质”。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成就辉煌,特色鲜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文学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中国古代文学理应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一道,得到进一步的推介,成为整个人类充分共享的文化遗产,为人类追求心灵的丰富提供精神资源。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已经能进入世界文学的主流,世界范围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和重要的地位,它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的明珠,我们应该在汉语国际教育大体系中给古代文学以更多的重视,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教材出版以及辅助读物方面应大力扶植这类的图书。而不应当让这颗明珠淹没在如火如荼的汉语国际教学的浪潮中。我们在中国本土更应该给学习汉语言专业的外国学生以优秀的课程资源,让他们在中国本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

作者:杨鹤澜 单位:东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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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作者:牟春语 冀马超 陈旭健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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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与古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二是中等教育,三是高等教育。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着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着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着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语文教学中与古代文学教育相关的文言文教学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文言文在语言层面上的要求高、难度大,导致实际教学中往往以语言教育为核心,文学教育难以落实。如何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再次,除了资源配置的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平衡,还存在古代文学教育与其他文学教育的平衡问题。大学中可以通过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分科来规避中外、古今的冲突,但是中小学只有一门语文课。因此,教材中现代文、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为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综上所述,癸卯学制的颁布直接指导了各级官学的古代文学教育,也对民间古代文学教育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看作古代文学教育转型的标志。传统文学教育的政治伦理色彩,被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纯文学教育发展的趋势。今天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反复讨论的一些话题,如中西话语冲突的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细考察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对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希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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