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资源音讯:苏州:大脑瘫痪儿13年写出68万字随笔 现已出版一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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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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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符号,是工业的象征,而对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烙印,是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是如影随行的命运。上海有宝钢、北京有首钢、辽宁有鞍钢,而在重庆,则有一座历史厚重、饱
…钢铁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符号,是工业的象征,而对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烙印,是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是如影随行的命运。上海有宝钢、北京有首钢、辽宁有鞍钢,而在重庆,则有一座历史厚重、饱经沧桑的钢铁厂——重钢。重庆作协会员、大渡口区委宣传部干部刘文娅,用5年时间,写成了57万字的《红火焰
黑火焰》。这部长篇小说展现了重钢百年沧桑和变迁。17日,在《红火焰
黑火焰》的研讨会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著名文学评论家汪守德均称赞这部作品具有史诗风格。57万字,小人物的故事展现大时代近两寸厚、57万字的《红火焰
黑火焰》,拿在手中沉淀淀的。虽说这部长篇小说已出版了两个多月,但刘文娅却表示自己“一行字都没看,近乡情更怯”。刘文娅的“近乡情更怯”,其实不难理解。这部以重钢百年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是刘文娅5年的心血。在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任职的她,为了解几代钢铁人的命运沉浮,中国民族企业产生、发展、壮大,最后经历国企改革走向新世界的艰辛历程,5年来,她用业余时间采访了上百人,记录了十多个笔记本。进入构思和写作阶段后,每天凌晨四五点也就是上班前,每天下班回家及周末节假日,都成了她雷都打不动的写作时间。“有段日子摔伤了,不能长时间坐卧,她更是凌晨三四点就开始站着写,一站就是几小时。”“压力很大,这毕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谈起这部小说,曾在《十月》、《诗刊》、《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00余篇诗歌、散文、小说,有共计200余万字文学作品的刘文娅表现得很谦虚。小说中的人物去世
她清晨伏案恸哭一起度过的一千多个晨曦和夜晚,现实中的人物、书中的人物和刘文娅苦乐相伴。她采访的上百重钢人,有领导,有工人,有离退休老干部,有老职工,有一线工人,有下岗工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的人生都让她尊重。“我饱受洗礼和滋养,我有幸阅读了无数人的人生。很多人,无论成功失败、顺境逆境,都在起伏跌宕中不折不挠、不卑不亢,很有气质和风度。”刘文娅说,那些日子,她从未孤独寂寞过,重钢人感动着她,激励着她。刘文娅还记得,2016年的愚人节早上5点过,正在写作的她突然悲从中来,伏案恸哭,“当时我先生吓了一跳,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原来,刘文娅当时正写到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贺老爷子“去世”。这天,刘文娅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便给几个知道她书中人物的朋友发了信息,“原以为朋友会当成愚人节玩笑不理会,但我却收到了
老人在天国安息 、 你用情太深
的回信。”刘文娅说,那一刻,她是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书中人物的血肉存在,“陆梦生、史劲、鲁綦兰、祝希山、祝兰、夏雨、程钢、程铁,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和亲人。”一百多年的足音,有点点感动就好《红火焰
黑火焰》出版两个多月,读过它的人会深深感慨:时代洪流牵系着每个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们的智慧突围与奋勇抗争,又造就着新的时代走向。小说以渝钢的百年沧桑为基础,展现了中国民族企业产生、发展、壮大,最后经历国企改革走向新的世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用陆梦生、史劲、祝半等五代钢铁人的命运沉浮,讲述了国企和国企人突围求存的故事。对专家和读者对其作品给予的高度评价,刘文娅很谦虚,她在书的最后写道:“只想告诉世人,有怎样的一群人,为着怎样的一个厂,或者坚守,或者迁徙,历经苦难而不悔,几万人,几代人,在共同的命运里,完成个人的人生……无需理解,无需赞誉,无需刻意记取,有人能够从酒席上歌舞声中麻将桌旁,能够从争辩讨论指责解释的喧闹里,分身片刻,静下来,读此如山川河流般的存在,听这走了一百多年的足音,有点点感动,就好。”本报记者
罗薛梅专家点评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这是一部有史诗风格的大作品,重大的历史背景、重要的人物群、时间跨度长,可以说是中国百年钢铁史的缩影。整部小说体量巨大、人物众多,用五代钢铁人的故事,描绘出长河式的画卷,可以说是重庆工业的“小型清明上河图”。著名文学评论家汪守德:这是一部业余作者创作的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小说呈现了近百年的历史、五代人的经历和他们的奋斗,具有史诗风格。作者的驾驭能力也很了不起,这部作品在阅读上挑战读者的极限,每个小段落都写得非常有滋味,每个小细节、情节都用了最大的精力来写作,非常耐看。对话刘文娅重庆晨报:工业题材、时间跨度上百年的长篇小说非常不好把握,作为一位女性,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你的视角是怎样的?刘文娅:无论什么题材,都是写人。我是女性作家,就从女主角的角度入手去构思,去创作,去展望,去审视。重庆晨报:在写作过程中,书中虚构的人物去世了,你曾伏案恸哭,为什么?刘文娅:贺老爷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他经历了渝钢重要的发展历程,他可以从冒的烟看出铁水的质量,你想想,要有怎样的一种爱才练就这样的技能?在书中,贺老爷子的孙子因为经济问题被抓,他感叹自己看烟看得准,看人却没看准,受此打击,贺老爷子去世。这么一个英雄的老人,带着这种伤痛离去,不能不让人感慨。重庆晨报:5年业余时间几乎都耗在了这部小说上,应该说对你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加之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5年会觉得有压力吗?刘文娅:肯定有压力,但与其说我背负了压力,不如说我更多的是被书里的人物所感动和滋养。这些人物和我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相伴,我不孤独不寂寞。书里人物的命运,也让我更深刻地反思自己,作为个人怎样面对时代的变化,坚守理想。重庆晨报:在研讨会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著名文学评论家汪守德均称赞这部作品,说有史诗风格,这部长篇小说会被改编成电视剧或者电影吗?刘文娅:如果有机会,当然愿意能够改编成影视作品,因为影视作品的传播力更广,很想让渝钢这种大厂精神,对理想的坚守,通过影视作品得到更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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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卫被母亲推着在院子里晒太阳本报安阳讯汤阴县任固镇赵庄村的郭永卫今年35岁,11年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胸部以下高位截瘫,11年后他以笔为剑,对命运进行抗争,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两年创作出18万字的小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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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是脑瘫儿,但他却身残志坚,更是父母的骄傲和自豪。陕西省西安市边东街的陈硕,今年30岁,他历时13年写出68万字的玄幻小说。在家人和出版社的帮助下,经过精心打磨和丰满,本次出版的成稿为76万字。第一批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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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鲁敏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代表作《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惹尘埃》《伴宴》《六人晚餐》等《众生·设计师》黄孝阳
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我跟孝阳的小说观和写作实践,是全然不同的。正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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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于化工技校的年轻人的故事。近日,在中国网的采访中,他谈及了自己的作品及其在国外的译介情况、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不同于他笔下人物经常流露出的不屑一顾,路内的回答真诚而坦率。当问到对于伟大作品的追求时,他说:“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以下内容根据篇幅进行了删减。中国网:您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了1990年代化工技校青年的故事。为什么一直在写90年代、化工技校?路内:我要把一个人的故事从90年开始写到99年结束,也没有特殊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要找到我自己能写的东西,并且一段时间之内都在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觉得去写我经历过的时代,这件事情也似乎在我的本分之内。化工技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时代。这伙人毕业之后,所有的都没有了。我特别喜欢写临界点上的故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看《十七岁的轻骑兵》就知道三年之后这些全都没有了。中国网:您此前一共出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有哪些作品翻译到国外了?您最希望自己哪些作品被国外读者读到?为什么?路内:《少年巴比伦》和《花街往事》都翻译成英文了。《慈悲》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保加利亚文,都已经出版,韩文版已经翻译了还未出版。《慈悲》的英文版正在翻译中。我最希望被国外读者读到的可能是《少年巴比伦》和《慈悲》。《慈悲》相对比较好读一些,讲了差不多50年的一个中国故事。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所谓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学”仍然还在写,仍然还有人在注视着。《慈悲》这本小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它有点站在左派的立场,也有点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角度会跟以前不大一样。其实它牵涉到中国的一个政治上的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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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行左也不是、行右也不是。这个小说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后归结到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另外,我想通过小说来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感。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但实际上中国有大量的基督徒和佛教徒。佛教有很多世俗的层面。仅就这些世俗的层面来说,它是不是能够构成中国人的哪怕是低水位的宗教感,而这种宗教感是不是能够让中国人获得幸福,能够让他们去行善?我想就这些问题在小说里讨论一下。《少年巴比伦》是另外一种情况。我的书翻译到国外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没有底。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语。但它是个小说,是特定时代的一个人讲述的东西。到了小说最后,主人公把那些东西推翻了,他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那个环境去别的地方。但他在场的时候讲的很多东西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想看看这些东西国外读者是怎么理解的。中国网:就您所知,您在国外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的接受度是怎样的?路内: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讲,尤其写小说的,在国外被接受特别艰难。前年我去法兰克福书展,有一个对谈的活动,明显感到来听的大多都是路过的。但是有一个读者,是个奥地利的老爷子,他拿了我两本中文版的书过来找我签名。我问他是不是能读懂中文。他说他读不懂,只是看过《少年巴比伦》英文版,特地从奥地利赶过来,找我签个名。这是唯一的一个,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说我在欧洲有读者的话,我会认为我是从那个老爷子开始的。当然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但是那个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刻。中国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接受度整体是什么样的?路内:老一辈作家的情况会好一点。首先他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出版社,在推广方面做得会好一些。就他们所写的内容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满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外读者对于中国的认知。假如一个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而仅从文学的角度想要来看一个中国作家的英文译本或者德文、法文译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因此国外读者一定带有一部分的隐含的泛政治化的立场来读中国作家。而老一辈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讲述方式是能够与这些国外读者合拍的。但是当代作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即使放在汉语文学本身,也都是一个问题,即,你在写什么,你所写的东西跟中国当下的现实是不是能够合拍?如果你写东西都不能满足中国读者对于文学问题之外泛政治化的理解的话,那又何谈去征服外国的读者。所以我觉得对当下作家来讲,有两个问题。第一,观念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文学观念都在变化,有很多国外作家和读者所关心的东西,在中国的作家呈现不出来。比如后殖民话语在奈保尔、扎迪·史密斯等作家的小说中已经呈现得淋漓尽致了,但在中国作家里是没有的。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中国人谈女权谈的特别多,但是女权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学里好像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作品出来。种种问题使得中国文学的观念似乎在另一个维度内。除了观念的问题,还有现实的问题。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复杂,如何用一种文学的方式、用小说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又是另一个任务。中国网:那您自己是怎么去看待以及处理您的作品跟时代的关系、现实的关系?路内:一个作家要追现实是追不上的,因为全球的变化太快,中国的变化甚至更快。去追现实是追不上的,而且很多作家放弃了。比如汶川地震十年了,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成功出来。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小说家的失职,其实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认为是小说家的谨慎。地震是一个太巨大的东西,一个小说家在外围去写的话无法完成,必须进入事件的核心才能出来伟大的文学。因此,既然追具体事件的时候追不上,那小说家只能退回到他的本分去重新组合这个时代的要素。你看现在50岁以上的作家,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他们能进入到他们所在时代的文学中心的位置上去写。但是现在如果只是在时代的现实和价值观的边缘的位置去讲述的话,不好写。中国网:为什么现在是在边缘?路内:首先是没有趣,没有意思,没有强有力的东西。你看八九十年代的几个经典文本,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都是极其强有力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现在损失掉了,没有了。现在70后作家这一代的经验就是,这个时代娱乐化的东西多了,有精神内涵的东西少了。这个时候对作家会提出新的要求:你是不是够敏锐,你是不是够深刻能够把华丽的那层皮给剥下来。中国网:所以您觉得现在更容易还是更不易出好作品?路内:现在是一个出好作品的时代。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作家出一本伟大的小说。因为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有它自身的特殊经验和特殊的价值观。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作家自己是有责任的。中国网:可是您刚刚也说现在是很软的,没有有力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确实很期待。那怎么办?路内:等一个伟大作家出现。中国网:您自己觉得您能够担起这个责任吗?或者有这方面的期许吗?路内:当然有这样的期许。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但是一定不能功利,也不能认为自己在文学圈有点小名气,这个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中国网:您自己有时间上的目标吗?路内:我没有时间上对自己的约束。但是也许吧,希望在50岁之前能够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出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如果写得顺利的话,2020年大概可以出。我希望把它写成伟大作品。如果不够伟大的话,也请你们多担待。我希望从这本书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抱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希望。希望自己写出伟大作品和已经写出伟大作品,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中国网:那您之前写《少年巴比伦》或者《慈悲》的时候没有要写成经典作品的想法吗?路内:我觉得说实话,《少年巴比伦》和《慈悲》也不差。关于经典化的问题,中国作家会遇到双重问题。首先,华语文学圈其实很自足。一个中国作家,即使不去打开欧美市场,他在华语文学圈也能成为大师,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作家,因为市场很大。但如果华语文学作品进入欧美市场去跟全世界的作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华语一下子变成小语种、变成偏僻的文学。当然还有前面说的现代文学的观念,中国作家本身是接受世界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的,但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你的观念陈腐的话,那在华语文学圈都混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世界上去。中国的文学有个特异的东西,就是大量地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写。写了这么多年,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题材还是饥饿,始终是吃不饱,这个东西不知道被多少人写过,一定阶段之内它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是三四十年过去之后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网:那您觉得现在应该写哪个群体或者题材?路内: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写或者不应该写的,但至少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写、但近些年中我一直没有看到的。一个是少数民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族裔族群之间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作品。其次是关于城市边缘、底层社会的少。还有一种是充满诗性的、语言上有突破的小说偏少。另外,能够贯穿一个时代的强有力的长篇少。中国网:怎么理解贯穿一个时代?路内:你去看余华的《活着》,那个时间轴就很长,一拉就30年过去了。莫言的小说的时间轴也可以写到很长,王安忆的《长恨歌》的时间轴也很长。像这样的长篇小说往往篇幅也比较长,没有伟大之心去支撑的话都写不到。而出版社最希望出的是15万字的小说,轻快好读。但“轻快好读”有一部分的潜台词就是庸俗化。你要轻快好读那就一定是庸俗化的,深刻的东西不好读。庸俗化满足普通读者的胃口,满足影视界的胃口。这个要求提出来之后,自然而然文学就坠下去。现在很少有人说,我要写个一千页的小说,但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的。中国网:您刚刚也说到了余华的《活着》。其实《慈悲》刚出来,就有人拿着去和《活着》对比。路内:其实真要比的话,《慈悲》可能更像《许三观卖血记》。说看着像《活着》的话,估计是没看过《许三观卖血记》。每个作家都是从上一代作家那里继承下来一些东西。其实当时我写《慈悲》的时候,看的最多的小说是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写《阿Q正传》,用了那样一种非常冷峻、略带嘲讽的方式。我相信其实《许三观卖血记》也是受《阿Q正传》极大的影响,尽管余华老师没有说这个事。中国网:那70后、80后的作家怎么去面对上一代的作家?路内:如果要成为作家的话,一定是希望跟格非、余华、孙甘露那一代人在一起,那多好、多有劲。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中国1979年之后所有的文学浪潮。我们这种从2008年开始出书的人,一次文学浪潮都没经历过。我写了十年的书,一次文学浪潮都没见过。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全是家具了,腾挪起来很费劲,我只能找小东西,这里那里还有点空可以放进去。中国网: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当代文学界里,50后、60后作者有一大批名望很高的,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但是70后、80后的作者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代表性的?是因为还没到时间吗?路内:不是没到时间。格非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写出来他的成名作,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扛起了中国文学的所谓的未来。而且这批50后、60后作家除了一部分被时间淘汰了之外,大部分都扛起来了。跟这些作家去抗衡的话,70后、
80后就不要说整体上去比了。即使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讲,也很困难。但是你说这一代作家没有追求文学之心的话,也不是。但另一方面,这也真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问题。全世界都有。比如英美文学界,你拿福克纳跟海明威那一代作家来比的话,现在这帮英美文学的人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全世界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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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卫被母亲推着在院子里晒太阳本报安阳讯汤阴县任固镇赵庄村的郭永卫今年35岁,11年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胸部以下高位截瘫,11年后他以笔为剑,对命运进行抗争,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两年创作出18万字的小说。由于身体原因他需要借助一根小小的竹竿在电脑上敲字,现在那根竹竿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了。近日,记者对郭永卫进行了专访,了解了他背后的故事。转折意外导致高位截瘫,他从书中寻找慰藉“当命运剥夺你本该有的鲜活,你用钢铁的意志打破束缚的枷锁。你用手里的笔一点一滴敲开最美华章,你用鼠标链开绚烂世界,你以充盈的生命,倔强的脊梁,燃火的激情,将生命之花绽放得如此美丽。”这是在汤阴县“任固榜样”评选中,评委会给郭永卫的颁奖词。近日,记者驱车来到汤阴县任固镇赵庄村郭永卫家中,房间四面透风,35岁的郭永卫就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两条被子,床边的小柜子上放着一叠稿子和一些书籍。据了解,2006年7月,郭永卫在福建打工时被电流击倒,失去意识的他摔下了人字梯,当即昏迷,工友赶紧将他送到医院。醒来时,他的颈椎关节骨折,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从此高位截瘫。“手术后,我一直坚信自己能重新站起来。”郭永卫说,回到家后,他坚持锻炼,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但残酷的现实还是没能让他重新站起来,唯一能活动的只有两个胳膊,双手只能拳握。在起初的两三年时间里,郭永卫患上了焦虑症,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直到2009年,邻居大姐为他送来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本给予他的心灵慰藉让他对读书的渴望一发不可收拾。“伏尼契的《牛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作品我都看过,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就读了十几遍,我从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些书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给了我生活的力量。”郭永卫说。坚强拳头握着笔,两年写出十八万字“虽然命运并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发展,但是也要虔诚地顺从,这样能使心灵获得宁静的力量……”他在小说的开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2012年,只有小学文化的郭永卫开始创作一部以自己的故事为背景的小说《逃亡》。高位截瘫以后,两个胳膊能活动,但是他的双手根本无法握笔,他就用拳头握着笔练习书写,两年间他写了十八万字。2016年,郭永卫满怀希望地将小说投向出版社,但得到的答复是,投稿需要电子版。无奈的他又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双手握着竹竿在键盘上敲出了十八万字。郭永卫说,他写的这部小说《逃亡》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那些在逆境中的朋友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不要做一名命运的逃亡者。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劳力”,寓意自己即使身体无法重新站起来,但是勇敢的精神是不会倒下的。为了能让郭永卫和外界有更好的交流,朋友送给他一部手机。他自己通过手机加了一些有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病友群,给那些网友交流自己的经验心得,希望能帮助一些人走出焦虑症的阴影。“儿子用的竹竿都磨成油光油光的了。”郭永卫的母亲牛保芹噙着眼泪说,儿子通过写小说变得坚强了,变得开朗了,如今看到他有了自己的爱好,当父母的也感到很欣慰。如今,他的第二部小说《月牙记》也开始了创作,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小说发表,肯定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他虽然是脑瘫儿,但他却身残志坚,更是父母的骄傲和自豪。陕西省西安市边东街的陈硕,今年30岁,他历时13年写出68万字的玄幻小说。在家人和出版社的帮助下,经过精心打磨和丰满,本次出版的成稿为76万字。第一批为1000套,每套分上下两册,虽然才拉回家3天,他的书已经卖出去了近300本。正如所有的努力都配得上美好的期待,2017年10月21日,记者曾以《脑瘫儿是父母的骄傲
他用13年写出68万字小说》报道了脑瘫小伙陈硕,虽身患疾病,但从未放弃梦想的故事。2月1日,他的小说出版了。尽管靠家人的经济支持,完成了梦想的第一步,但3天时间售出近300本,确实是生活送给他的一个大惊喜和鼓励。

本期主持人鲁敏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代表作《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惹尘埃》《伴宴》《六人晚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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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在西安市边东街,陈硕和爸妈都很高兴,除了书终于得以出版的踏实,还因为意想不到的惊喜。陈硕的母亲告诉记者:“家里帮陈硕出书,首先就是对孩子这么多年努力的认可。出1000册,也是争取到的最小出版量,一方面是经济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考虑到大众的认可度。我确实觉得他写的好,但不一定所有人都认可。”

《众生·设计师》黄孝阳[著]
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我跟孝阳的小说观和写作实践,是全然不同的。正因为这样,我特别尊敬和欣赏他的写作。他有异数的刺目光芒,高热高寒的金属意味,特别挑战阅读者的智力与能力。目下众多小说,面目接近,赛如近亲或堂兄妹。《众生·设计师》这样的作品,却是独门孤子,只会出自黄孝阳之手。——鲁敏在70后作家群中,黄孝阳是一个引人注意、且上升势头强劲的作家。在继2008年获得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新人奖之后,他的《人间世》入围“凤凰网网友票选2010年年度十大好书”
;《旅人书》入围2012“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图书提名,并频频入围新浪和凤凰读书频道的好书榜。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从《遗失在光阴之外》到《阿槑历险记》,从《人间世》到《旅人书》再到眼下这部《众生·设计师》,其天马行空的诗意,兼容并蓄的庞杂,才华滚滚的叙事方式,即使熟悉他的人都会倍感讶异,同时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股持续的探索和热情的“折腾”。当然,对于读者而言,阅读他的小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探险。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科幻小说与纯文学的融合尝试读品周刊:《众生·设计师》是你的长篇新作,可否介绍一下这部新作?黄孝阳:首先,它是关于时间的书。时间不再只是一个箭头,也不是一个循环往复之物,它是一个由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的漩涡。三者互相影响渗透,很难说谁决定了谁。从时间轴来看,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来一个人工智能崛起与人类为敌的时代。两个学生为找到人类情感模块(它可能会成为打败人工智能的病毒,也可能赋予人工智能灵魂),设计了一个叫“彼世界”的系统。这个系统里有一个少年天才,他爱上了美丽的女老师……两个学生为这个爱情故事,绞尽脑汁,设计了很多桥段,包括狗血鸡汤与哲学思辩等,试图来探索人性的幽微处……总之,我在这里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如大家去掏钱买一本,看看这三十多块钱能换来什么。读品周刊:对于这个时代,你一直有种介入的立场,比如这部小说就探讨了时下很热的“人与人工智能”问题,那这是一部科幻作品吗?黄孝阳:有一些科幻元素。可能不算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作品。我只能说可能这两个字。话语权不在我这里。是什么好像不那么重要。是什么有个前提,即它不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下。这本书是小说吗?去年,有个朋友就问我,你写的是小说吗?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它不是小说,那它是什么?读品周刊:你的小说有个特点,就是跨学科的内容比较多,涉及到物理、历史、宗教、人类学、心理学等等,百科全书式的。黄孝阳:如果小说家到今天还是一个说书人的姿态,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已经置身一个知识社会的前夜。在我的理解里,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他的灵魂里要有四个维度,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和文化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丰饶。余华写过一本《活着》。书写得很牛,但这个“活着”的实质是很乏味的。我们的小说要从这个乏味里走出来。人类史并没有在福贵与那头老牛相依偎处,就到此终结。我所看见的未来也必定有历史在场读品周刊:有人批评你的小说设计感太强,如何看待这种批评?黄孝阳:这本书里有个女主角,叫立衣。她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人,就是一个被设计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进程说到底就是由一小撮“不自然而然”的天才所推动改变,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人只是这一小撮人涌现的土壤,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提高天才出现的概率。至于道德,那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被不断误解的地理名词。这人眼所望处,无一不是设计,建筑、桥梁、音乐、书本。就是那自然界的山川与河流,也是因为人的注视有了喜怒哀乐,否则它们就不存在……读品周刊:你曾说过,作为一个当代小说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写什么。黄孝阳:我前面提了一个词:知识社会。知识自信息社会中脱胎而出。它强调人的主体性,使人能够占有今天的海量信息,而不至于被海量信息淹没。主体性即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如果不知道,那么你书写的其实跟你毫无关系。哪怕你写出一部《红楼梦》,你也只是在无尽的时间长河里,那个随机敲击着键盘的幸运猴子。曹雪芹是知道自己写什么的。说零度写作的罗兰巴特也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读品周刊:作为一个小说家中的异数,别人关注、写作的是“历史、苦难和乡村”,而你总是对未来很有兴趣,这是为什么?黄孝阳:这本小说里有“历史、苦难、乡村”,也有未来。我对未来更感兴趣。那是我们可能要去的地方。历史很难激动人心,有很多脏东西。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回到历史里。忘记历史无异于背叛,这话不错,要看放在哪个语境里说。全球化就是在“忘记历史”。其实我写的许多书都是关于历史的。写《乱世》,我看了近千万字的民国资料。不能说“我总是”,——虽然近年来写了几个。而且我所看见的未来,也必定有历史在场。再过二三十年70后会是群星闪耀时读品周刊:70后作家的面孔在文学界一直是模糊的,不像60后早已功成名就,也不像80后年少成名,是“市场的宠儿”。70后作家在两面夹击中,走出了一条怎样的路?如何评价70后这个群体?黄孝阳:再过二三十年,70后应该会是一个群星闪耀时。从未有哪个代际作家群能像他们一样,蕴有如此多的可能性,50后60后不行,80后90后同样不行,民国“三千年未有大变局”时代的那个作家群也不行。为什么?因为70后承上启下,尤其是这个“下”。这个“下”不是一个上游到下游的关系,而是突变,是在中国从一个古典农耕社会到一个现代知识社会的大跃迁背景下的地震与海啸。突变正在进行时,让他们面庞模糊,难以辩识与归类。相对于其他代际的作家群,70后同时面对着两大命题:一个是民族秘辛、唐诗宋词等等的总和,是一条经常被命名为“中国故事”波光粼粼的河流,狭义来说,即对国族的叙事;另一个由互联网打开的富有科幻意味的对未来的诸多想象,是蝴蝶效应、量子理论、大脑上传、人之不死等等山峰,狭义来说,因为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打开的景深。河流与山峰加在一起,便是70后作家要处理的现实。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这也是一个未必会再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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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时,就有一名初二的小男生前来陈硕家买书。他说:“我知道他的故事,特别佩服他面对命运不服输的精神,喜欢他也喜欢他的书。”陈硕的母亲说:“也有西安本地的一些网友,会主动来家里取书,有人说离得近可以帮陈硕省邮费,有人给一百元不让找,但我们都坚持只收定价。我明白,这都是大家对陈硕的关心。”除了网友送上门的关心,陈硕微店里也收到了一份大惊喜。2月3日中午,西安一家公司通过陈硕的微店一次性买书50套。该公司负责人说:这次买书,一方面支持陈硕,另一方也是想将书发给我的员工,希望他们能向陈硕学习,希望他们能明白,人生不如意时常有,但总要不断努力,也许下一秒就能收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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