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 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图片 1

图片 1
万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三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会议之前:未雨绸缪制定攻守总方略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
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总理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缅甸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议之中: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
第一回合:伊拉克代表首先发难总理发言掷地有声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他宣称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股扰乱和平和和谐的国际性势力,而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他声称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号召非共产党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公开发言形式继续急剧恶化。
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一贯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第二回合:锡兰总理节外生枝周总理机智巧避锋芒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非常极端和强硬。他直截了当地说: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建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共同托管之下。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科特拉瓦拉又公然提出要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论争眼看就要剑拔弩张了。
但是第二天,当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语调,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一夜之间在语气上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呢?人们注意到,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化解了科特拉瓦拉所设置的障碍。
第三回合:中立国与结盟国家激烈交锋 周恩来选择时机后发制人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几乎一言未发,其实他是在冷眼观察,等候时机。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的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误入歧途的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万隆会议十原则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我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周总理亲切保护和教育的过来人,作为当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身临其境,对于周总理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如何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全国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证,并使生产建设稍有前进,都是亲眼所见和直接感受的,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终生难忘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经济战线。红卫兵大串连,使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了;“停产闹革命”,使一大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由于很多部长遭批斗、靠边站,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也运转不灵,面临瘫痪半瘫痪局面。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革命”的旗号,费尽心机要把整个经济搞乱,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他一方面要应付红卫兵大串连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亲自安排铁路的运输调度,应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造反派的种种纠缠;一方面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年的9月初,由李富春同志建议,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我和谷牧同志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周总理这些深谋远虑、忧国忧民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深为感动。

展开剩余93%

林彪、江青一伙是只管“抓革命”的,把经济搞乱,却不负任何责任,可是,作为人民的总理、全国当家人的周恩来同志,要始终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总理是无法抵制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的,他当时有可能做到的,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事业遭到较少的破坏,尽量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不要完全瘫痪。不然,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座大厦,就可能塌陷了。十年内乱中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工农业生产还有一些增长,经济建设还有一些缓慢的发展,不能不首先归功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发挥了中流眼柱、力挽狂澜的伟大作用。

下面,根据我的亲身感受讲几件突出的事情。

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还是好的,工农业生产也是增长的,但到了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情况开始恶化。这一年的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转发以后,全国到处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生产下降,建设停滞。这种情况使周总理十分焦虑,他一再对我们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他除了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阐明这个观点以外,还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一开头就讲:“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因此,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阐述了周总理的观点,实际上也批驳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停产闹革命”的谬论。正因为如此,他们攻击这篇社论把工人闹革命的高潮压制下去了,诬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后来,成本禹等人甚至恶毒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对着周总理,狂妄地叫嚣要打倒旧政府。面对这群小丑的狂叫,周总理如同泰山的青松一样,岿然屹立,为维护整个国民经济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使工农业生产能继续下去,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66年11月中下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那次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期间的一场斗争。当年8、9、1三个月的红卫兵大串连,严重地打乱了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几乎天天都接到告急电报,不是这里铁路中断,就是那里生产瘫痪。总理焦急万分,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林彪、江青一伙极力煽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胡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总理针锋相对,多次在不同场合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据此,他找我和谷牧同志两个人谈话,要我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同志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

这时,一向善于投机的陈伯达,得知毛主席支持周总理的意见,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于是,他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并于11月13日中午通知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里去谈这件事,并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退给他。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谷牧同志把陈伯达找我们去的情况作了汇报,总理当即决定把“文革小组”的文稿拿到17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开始以后,各地同志对陈伯达搞的那个稿子提了许多不同意见,谷牧同志集中起来搞了一个修改稿,由原来的12条增改为15条。修改稿根据总理多次讲话的精神,首先肯定了17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的“文革”要分期分批进行,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以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这个修改稿使陈伯达极为恼火,他11月21日下午要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就大发雷霆,说了很多讽刺挖苦我们的话。总理听说后,即于22日中午在他和陶铸、富春同志参加的碰头会上听取了谷牧同志关于修改稿的汇报。当晚,总理和富春同志亲自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主席指示: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毛主席既已作了明确指示,意见似乎应该统一起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尖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

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林、江、康、陈一伙攻击工交系统“右倾”,说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非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不可。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通知》,用中央的名义于12月9日发出,通知中作了工人群众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串连等雄误规定。与此同时,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大乱。当年12月26日,陈伯达要《人民日报》发表了《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一开头就说:“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还说什么“在工矿企业内部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社论还号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风暴”,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掀起了一股“夺权”风。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蓄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使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总理身边的助手也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揪斗。这时,周总理的处境更加困难。

1967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订,并经周总理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为了使当年的生产建设工作不至于中断,国家计委提出分地区、分行业,甚至一个厂、一个厂地先把任务布置下去。即使这样,整个经济工作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到处打派仗、搞武斗,生产节节下降。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当时煤炭部直属矿务局的日产量计划为53万吨,1月份实际日产量只有45万吨,平均每天欠产8万吨,比上一年同期日产量减少5万吨。2月份以后,情况更加不妙,2月上旬日产量减到40.3万吨,中旬再减少到38.8万吨。6月开始对部直属68个矿务局实行军管,但生产下降的局面仍然控制不住。8月15日这一天,日产量只有22.8万吨。直到12月,每天的日产量仍只及正常水平的50%左右。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不但使整个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难于运转,而且连人民生活用煤也保证不了。面对这种危急情况,为了保证北京、上海、辽宁等重点地区和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得以维持,周总理指示我们要烧一些油。1968年全国烧油515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1.2倍(烧油最多的1975年,全国烧油达3020万吨)。这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当时,铁路运输的情况也很糟,1月份的运煤量比计划要求少运了380万吨;2月份的平均日装车数只有3万多车,比计划要求将近少1万车。4月份以后的日装车量更是直线下降,最少时还不到2万车。这种情况,使周总理优心如焚。5月31日他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主席支持总理的意见。下午,总理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谷牧等同志和我开会讨论此事,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总理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自己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致使他的良好愿望还是落空了。196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38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4%;煤炭产量减少4600万吨,下降将近20%;发电量减少51亿度,下降6.2%;钢产量减少503万吨,下降32,8%;化肥产量减少76.8吨,下降32%;原油产量减少67吨,下降4.6%;其他主要轻、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下降的。这一年的全国货运量比上一年减少2亿多吨,其中铁路货运量减少1.8亿吨,下降20%以上。当年的财政收入也比1966年减少139亿元,下降25
%。

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如果说1967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1968年连制订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到了年底,周总理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计划总是不行的,于是批准在12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可是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时,也没有订出一个1969年的计划。12月25日晚,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我也参加了。原来打算通过总理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而对调入的物资又要求多调入,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凌晨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总理感到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就站起来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吃过寿面,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刚进家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3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自己学习。

1969年第一季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年度计划纲要。纲要草稿印出后,总理亲自审查修改。记得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总理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要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12个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这说明总理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这种时候仍然不忘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的防治工作。3月24日,周总理又亲自到会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严肃批评了许多地方铺张浪费的错误思想。这里,特别值得说到的是,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迷惑群众大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所造成的浪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现在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发就是5000吨,现在收回没有?应由物资部下命令收回。”“今年计划出版的主席语录,可以考虑少出一些,节省一些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一些碱搞肥皂。”他还强调:“做计划要实事求是,把困难摆出来,让工人讨沦………有缺口,要千方百计地清仓库,搞挖潜。”总理的这篇讲话,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是极大的支持,也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种斗争。

周总理领导经济工作,从来都重视抓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也从未放松对农业的领导。

1966年2月,正当林彪、江青一伙在上海进行阴谋活动,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时候,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北方抗旱会议,研究如何缓解当时北方面临的严重旱情,保持农业的稳定增长。会后,总理接着就召开国务院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任务,要做长期打算,要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以抗旱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逐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为了落实会议的精神,总理提出要组织几个抗旱工作组,分头下去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并具体建议李富春同志任辽宁组组长,李先念同志任河南组组长,谭震林同志任山西组组长,林乎加同志任山东组组长,要我去陕西,总理自己则亲自担任北京和河北(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两组的组长。3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8省农业小组的通知》,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8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北方8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为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雪峰、薄一波同志,我也被指定任副组长。3月8日邢台发生大地震,总理亲赴地震现场慰问受灾群众,布置救灾工作,同时视察了河北的旱情。总理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亲自抓华北抗旱救灾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性的动乱爆发了,他的工作部署完全被打乱了。

人民要吃饭,农业要上去,这是周总理时时刻刻挂念的问题。他多次对我们讲: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抓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那样日理万机,又要疲于应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个个事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松抓农业。他一方面及时纠正一度出现的农村“平调”现象,稳定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挤出时间亲自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部署农业生产,落实各项支援农业的措施。1968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把这件事当作改变华北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对待。此后,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周总理和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总理1968年3月24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不管材料多么紧张,“给农业的160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水利建设不能放松”。1968年以后,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每年以30多万眼的速度持续前进。这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200万眼机电井,1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饮水不忘掘井人”,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对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所做的巨大贡献。

周总理对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关心,许多重要兴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从项目的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都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记得1972年11月21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周总理在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1971年,总理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国家计委1972年1月提出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总理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13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3套大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1300多万吨。与此同时,总理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可以说,我国化肥工业的生产建设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是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的。

周总理时时处处都在关心农业。这里我再讲一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的事情。总理1973年5月14日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世界气象变化的报道后,当天就给李先念等同志和我写了如下一封亲笔信:“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文革”1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前后后施展了无数的阴谋诡计,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妄图把农村也搞得大乱,以便于他们篡党夺权。但是,由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由于周总理与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全国农业生产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还是缓慢地发展,维持了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1971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9·13”
事件发生以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全国的经济在1967、1968两年连续下降以后,1969年开始回升,1970、1971年也是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包含着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潜伏着危机。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在计划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1969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01亿元,1970年猛增到313亿元,增加了112亿元,增长55.6%;1971年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加28亿元,总规模达到341亿元,从而使国民收入使用中的积累率由1969年的23.2%猛增到1971年的34.1%。由于基建规模膨胀,职工人数也急剧增加,1970、1971两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却增加了983万人,突破计划2倍多。职工人数猛增,就使全国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量也控制不住,都大大突破了原订的计划。上述情况,使1971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总理首先发现的,他在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根据总理的指示,197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作了安排,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发展。这一年,职工人数又增加了292万人,工资总额增加了38亿元,粮食销售量增加了43亿斤。总理对经济工作中的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准备召开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总理指示我们:“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总理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利于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国家计委遵照总理的指示,拟订了1973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这个草稿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资金管理,严格财金纪律;搞好企业管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等十条规定。总理于1973年3月26日亲自听取了我们关于这个十条规定草稿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9·13″,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又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汇报中总理还指示我们:“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此外,总理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难干易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周总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方面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解决“三个突破”,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这一年同
1972年比较,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开始趋向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情况是:粮食增长489亿斤,棉花增长1208万担,煤炭增长700万吨,发电量增长144亿度,原油增长794万吨,钢增长184万吨,化肥增长89万吨,棉纱增长8.1万吨,布增长3.6亿米。这一年的财政情况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周总理一向强调发展我国经济要有长远打算,要作中长期计划,不能走一步说一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亲自过问下制订的。

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初期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执行的。1967、1968两年全国经济连续下降,1969年刚刚开始有所回升,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指示我们,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定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要全国一盘棋,搞好综合平衡,不然就会互相挤”;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四五”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总理提出可先搞出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的发展和防止盲目性。我们在1970年8月份以前提出了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将纲要草案提交9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就跳出来干扰破坏,把原定的会议日程打乱了,结果“四五”计划纲要未能讨论,只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了。

前面说到,这个计划纲要在拟订过程中,由于受林彪鼓吹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影响,过分突出建立重工业,特别是三线的军事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有些生产指标也定高了。“9·13”事件以后,周总理在抓经济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及时指示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四五”计划纲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一部分过高的生产指标;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抓紧国际有利时机,在已经逐步打开的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抓紧进行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72年根据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拟定的并由总理亲自审批的“四三”引进方案,即用43亿美金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纲的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这个方案,国家计委于1973年1月2日正式上报国务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审查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批大规模引进是“一五”计划期间的156项),也是打破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发展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突破。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而结束了20多年来我国被剥夺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现象。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告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开始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根据国际关系的这种新形势、新变化,周总理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四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0年的45.9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147.5亿美元,五年中增长了2.2倍。为了扩大新的出口货源,总理指示我们要利用当时国际贸易的有利形势和我国已开发的石油资源,多出口一些石油,使石油的年出口量由1970年的38.5万吨,增加到1975年的1197.9万吨,五年中增长了30倍,为国家赚取了很大一笔外汇。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我国的港口设施能力和远洋运输能力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出来。为此,周总理在“9·13”事件以后不久,就及时指示我们要抓港口建设,提出港口建设计划。1973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又专门讨论了港口建设问题,总理指出:“交通是先行,是基础工业,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很快把它搞上去。”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同一期间,总理还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造船工业的同时,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一批外国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应当说,我国能有现在的250多个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泊位和现代化装卸设施,能有一支将近2000万吨的远洋运输船队,是同当时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正确决策分不开的。

出口贸易的扩大,外汇收入的增加,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使我们有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推进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由周总理指示和亲自审定的上述“四三”引进方案,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而提出和实施的。通过引进这一批成套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兴建了26个大型骨干项目,不但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了一批能掌握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才。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起来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线铁路、成昆线铁路、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望亭电厂等许多重点工程,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也无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展开的时候,结成反党联盟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甚为恐惧,深知这样下去,他们的罪责势难逃脱。于是他们在1973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右倾复辟”的逆流。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所采取的各项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线回潮”,坚持要批“极右”,反对批极左。到了1974年初,“四人帮”又丧心病狂地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在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的“现代大儒”,把罪恶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这股逆流,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全国局势又动乱起来,刚刚开始好转的全国经济又急剧恶化。

毛主席很快察觉了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74年7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小宗派”。鉴于周总理病情严重,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一个严重障碍。他们更加疯狂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中央在10月11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毛主席又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意见,不接受毛主席的警告、批评,加紧进行篡权组阁活动。10月17日,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蓄意制造了“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级货轮。1974年,交通部派两名干部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他们严词批驳了“四人帮”党羽强迫批判所谓买船是“崇洋迷外”的谬论。江青一伙以此诬蔑他们是“假洋鬼子”,诬蔑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当风庆轮返航抵达上海后,他们被扣在上海挨批斗,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诬蔑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对他们进行了严厉驳斥。

1975年 1月
8日至10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这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月13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月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问题;接着又主持召开了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总理在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康复。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工作,他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坚定地大刀阔斧地抓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国的局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又开始回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1975年2月1日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后,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更加令人担忧,我虽然不可能再直接聆听总理的指示、教诲,但仍能从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听到总理的一些指不。

1976年初我在广州,1月7日接到主震同志的电话,告诉我总理病危,要我赶快回来见老人家一面。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只想赶快找到飞机飞回北京。1月8日我乘飞机回北京,原想从飞机场直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但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此时此刻,我满含悲痛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绝不会这样早地离开他一生所依靠并为之服务的十亿中国人民。

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奉献;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周总理》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