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别大惊小怪,我只是个诗人

  她摇摇晃晃地走过村庄,走过田埂,步履趑趄,背影萧索,就像那些年她走过的所有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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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说:“左翼只挺人民。”这个话我非常赞成。这是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而我们新左翼里面有的人,历来只喜欢当粉丝、背教条,对那些具体的人民,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还带有想象色彩。人民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当然不仅仅指新老工人、农民等一般劳动者,也会包括很多其他的人。其中有些人,还让新左翼不那么接受、很不接受,甚至很反对。比如当今的某些学者、企业家、文艺家、娱乐圈的明星等等,他们有的支持改革搞市场经济;有的有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极力主张搞资本主义;有人崇尚孔孟之道,曲折流露出对封建思想的迷恋。这些都跟新左翼群众的认识和主张迥然不同。另外还有不少人,什么主义都没有,不知道那些吃喝拉撒之外的任何事情。这些具体的人,只要人家没犯法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还是属于人民。那么我们怎么对待这些人民,怎么挺,就需要进一步思考。

2015-02-05

最近,一首多少有些“标题党”意味的诗——《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社交网络上疯传,也引发了众多口水。我一点都不关心那些争议,只关心如此直接的情欲表达何以入诗及其表达的主体。当然,我觉得挺好的,特别是知道诗人的身世——一位生活在湖北农村的高度残障的女诗人之后,就觉得更好了。据说,余秀华本人,对国中媒体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大做特做,尤其是对被贴上“脑残诗人”,并与张海迪相提并论,深感不爽,写诗吐槽道:“记者来了,兔子死了,记者在女诗人家中吃兔子。”

  2017年,中国现代诗歌诞生百年。关于诗人余秀华的一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上海进行了首映。曾一度沉寂的余秀华重新被聚焦,被放大,被热议。

文 | 夜子

我们西南新左翼文艺群在搞具体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面对的人和事都非常具体。就我们群三年来,从聊天、写作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我们对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有过程意识,知道这个过程各个阶段的不同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发展的前期,我们对文艺当中的很多问题还不清楚、不熟悉,尚且无法在面对内部差异巨大的具体的人民时,为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提出切实有效的文艺主张。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虚心了解这些不同的文艺作品和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过程的眼光来深入理解这些作品和作者的本质,理解它们的思想、趣味的来源和影响,从而提高我们的文艺素质,让我们能够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态度。不打好这个基础,我们新左翼文艺想在以后阶段得到健康发展,能够在为促进新的社会文艺当中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也会落空。

余秀华这个“乡村脑瘫诗人”是从去年年底因为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起来的,我当时在新闻上读到那几行诗句,就觉得一定得仔细去看看她的博客。当我了解了她的故事,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从09年开始,她陆陆续续写了300多篇,其中有诗歌也有散文与小说。说实话,多数文字我都看不懂,因为我平常对诗歌不怎么欣赏,更不知它们背后的故事,但是能感受到的是其中包含的一股生命力,夹杂着浓厚的乡村田野的气息,夹杂着在绝望的困境中微弱的呐喊声。很喜欢余秀华本人说的一句话:“好的诗歌都是生活的体验,作为一个人,生活是诚实的,自己欺骗不了自己,而诗歌,首先是为自己写,也容不得不诚恳。”因为她的诗句,我更加觉得挫折困苦与优秀的作品是不可分割的,人在苦难中才能对人生与世界有更深刻的感悟,古往今来,凡伟大的著作都是在苦难中写成的。在人生苦难面前,余秀华和诗歌相依为命,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会泼妇骂街。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诗,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余诗人的不爽在于,她并不以为自己是什么“残疾人”,而是觉得自己就是诗人,跟别的诗人一样,压根无需“诗人”前面的那些劳什子定语。我认为,中国能有如此阳光、自信的残障人士,其正面意义是远远超乎张海迪之上的。因为长年以来,我们见惯了两种残障人士,仿佛是两条平行线,互不交叉,从未发生过任何关联:一类是坐在轮椅上,被前呼后拥的官员;另一类是在地铁上、地下通道里和过街天桥上,那些肢体残害般地暴露着身体的伤残部位,借以行乞的不幸者。残障人士,因某种先天性的疾患或后天的事故,造成肢体的伤残及身体机能的缺失,无论如何,当属一种不幸。但对于不幸的事实,残障人士自有其价值判断,内心未必真的认同所谓“不幸”的结论。湖北的余诗人显然并不认同;另一位著名残障人士、日本畅销书作家乙武洋匡则认为:身体的残障,是一种“不便,而并非不幸”。

  《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金爵奖的唯一一部内地纪录片,该片还在被誉为“纪录片界奥斯卡”的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夺得了长片主竞赛单元最有分量的大奖——评委会大奖。

余秀华只是半个诗人。

这个月我们有群员在聊天当中热议当前正备受媒体关注的女诗人余秀华。按照我们群的计划,本来打算近两年当中,主要给那些尚且没什么影响,但写作严肃的作者做“自觉的读者”,用我们的评论,积极为底层作者们鼓劲,同时也借以锻炼我们自己,不用去跟风评那些热门人物。但考虑到,一来,我们群员在读这个诗人的诗歌以后,谈了一些看法。就这些看法,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对待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们的问题。对整个新左翼来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群今年要转型为一个比较严肃的文艺群,这些大问题,就应该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二来,要提高我们群员的文艺素质,对那些比较优秀的文艺作者和作品的关注,也有它独到的优势。余秀华的诗歌就属于这样比较优秀,读来感人至深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底层生活背景,在她的诗歌当中有鲜明的反映。以这个视角来看,讨论余秀华的诗,对我们切实理解广大人民自发文艺创作的复杂一面,也有特殊的意义。三是,作为诗人的余秀华,富有才华,但生活不幸;没法摆脱命运的制约,“飞不起来”,而身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她。这个特殊的处境,对于我们理解个人和群众、精英与平民的关系等,也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恰如横店村的现实环境来说,新左翼很多人,也正面临不被周围群众理解的问题。因此有值得思考的价值。

在走红之后,面对潮水般慕名而来的记者与人群,她依然不忘自己的身份:“我首先是个女人,再是个农民,然后才是诗人”。她被誉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
,我忽然觉得这很滑稽,因为与之相对的是,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草根诗人没有受到关注,这次意外的走红对于这一群体可能起到鼓励的作用,这是好的,这次走红说明中国还有许多人在读诗,这也是好的,唯一不好的可能是对于余秀华本人,我衷心希望她仍能坚守内心的那一份净土,不为突然闯入的“惊喜”所影响,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诗歌。

但如果细加考察的话,便会发现,中日两国残障人士在幸福感认识上的“殊途同归”,的确并不一定代表各自国家的社会福祉,特别是面向特殊人群的福利政策的现实。几年前,微博上有一组晒“中特主义”盲道的照片,触目惊心,没齿难忘:北京奥运前夕,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文明都市硬件指标,各大城市突击施工,铺设盲道。同样是铺在人行步道上国际统一标准的黄色无障碍盲道,但中国盲道有个最大的特点:走不到头。有网友拍摄的现场照片为证,中间不是撞到电线杆、大树,就是迎面横亘着一道建筑铁栅栏——需翻墙。更有甚者,是盲道被一口竖井阻断,而竖井上却没有井盖……不过好在,估计没有任何本土盲人,敢于轻信祖国的盲道——那基本上是一种“摆设”罢了。

  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荷塘月色》里写道: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余秀华的诗,值得文学界好好赞美一番。无论是“中国版的‘迪金森’”也好,还是“把加速度的世界拉回了一秒”也罢,她的诗,都受得起;也值得,读者认真地骂一骂。毕竟,她的诗,穿着诗歌的外衣合身的,比例不失调的,也就那么几首。

就因为如上原因,我们才确定这次讨论,以余秀华和她的诗歌为题来展开。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认识余秀华。怎么评价这个人,是非常基础性的问题。余秀华自己说,自己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农民,最后才是诗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客观的,也是机智的。这里我就借诗人自己的思路,来说说我对这个诗人的认识。

余秀华的写作技巧可能并不如舆论所说的那么专业,可我认为,能让读者从中对人生有所感悟有点触动,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层面,已经配得上“诗人”这一称号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有人拉几句家常就自封“诗人”,也有人过着尸位素餐的日子,以至于余秀华这种真正的诗人越来越稀少了,像她一样能为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理想而牺牲物质层面的人已经很少了,对于这样一位诗人,我不得不肃然起敬。

但我真的见识过在盲道上健步如飞的盲人。那是在日本北陆地方、濒临日本海的梦幻城市金泽。出了国铁金泽站南口,过一个红绿灯,动念想拍一张金泽站的全景照片。于是在街角放下行李,掏出相机,从容聚焦。突然,一只黑犬进入了我的数码相机的景深。仔细一瞅,是一个戴大墨镜的中年男性,斜背着挎包,手牵一只大型犬。墨镜男牵犬的样态有些特别,环状的牵绳很短,套在手上,始终与犬保持很近的距离。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位盲人,身边的狗不是宠物,而是一只导盲犬。但见盲人在导盲犬的导引下,沿着黄色的盲道往前走,红停绿行,步伐相当快,手中竟然连一支盲杖也没有!

  赞美或毁谤,讴歌或唾骂,仅仅是别人嘴里褒贬不一的取舍,于她而言,每一场喧嚣的“盛宴”过后皆归于孤独,就像人去楼空,就像曲终人散。

我相信,只要上天注定了余秀华与诗歌的缘分,只要余秀华生活在那个村子,只要她没有年纪轻轻就混迹于各种作协,在这个时代没有趁18岁不到就早早地出了名,只要她写诗的过程是活着和快乐的过程,她就能把诗写好。

从我大致阅读余秀华诗歌和有关报道得到的印象,余秀华作为一般底层女性的本质,是她的性格心理、思想观念通过具体创作和言行得以体现的。而这些特性,首先受制于个人处境的制约。就余秀华个人来讲,她有高智商和残疾两个方面的特点。她是象棋运动员,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从她后来应对采访等活动的言行看,她比较于一般人,确实有非常的天赋。而她的残疾,给她的生活和理想带来巨大困扰。这造成她内心生活的分裂状态,因此其情感自然有强烈激荡和偶尔暴发的特征。她说如果她是一个健康的人,诗歌会写得更好。这个话,按照一般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时她是否还会有内在的情感激荡,就非常值得怀疑。另外,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的社会比个人的智商和健康有更强大的主宰力。它会不会把那个健康的余秀华塑造成诗人更是一个问题。在众多精英迷恋于仕途和富足的时代,能沉下心搞文艺创作的优秀人才本来就不多。这个时代的诗歌,严格说,主要就是假诗歌、病诗歌,和痞子诗歌。大量早被忘记的主流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对人自身实际的忽略,那些诗歌就不能全都叫做诗;而“梨花体”、“乌青体”等等,就属于为调侃这个不够高雅的时代而无病呻吟或者因为境界不够的痼疾产生的病态诗歌;至于那些“下半身写作”,则根本属于痞子的喧闹。当然,站在新左翼的立场,对来自个人实际感受的后两者所具有真实和勇气,可以原则肯定,但也要具体分析。余秀华作为一个富有天赋的女性,对自身真实处境的不满,有着非常具体的理由。作为诗人精神世界的超越性,不可能为身边的普通农民——包括她的父母理解;她的婚姻不幸,导致她内心情感的压抑导致她暴发性的激情;她对身边事情的敏锐体察,使她的诗情丰富充沛。由此生发出来的诗歌,具有底层诗歌深厚的力量,感人至深。这个充分体现诗缘情本质的创作,对当前底层浮躁诗风有明显的突破,因此有着独特的价值。

由于常往日本跑,对那个国家的很多事儿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如碧水蓝天、繁荣的都会文化和便捷舒适的交通设施,等等。但惟有一宗,总令人念兹在兹,挥之难去,那就是残疾人的自尊与自信。那种自尊与自信,究竟不是受环境挤压后,刻意“自强不息”的反弹结果,而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文化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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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关,她脑瘫不脑瘫。

农民的基本状况是社会地位低下,勤恳务实,深沉智慧,也难免有自私自利、眼光狭隘等缺点。余秀华虽然也是农民,有着一般农民的个性特点,但她个人的处境跟一般的农民还是有显着区别的。在生活中,她敢于当泼妇;在她出名以后对媒体的应酬当中,一方面冷静、机智,不那么在意自己成为热门人物,对想去采访她的记者,她直接叫人家自己“相互在报纸上抄一下”,体现了底层老百姓固有的理性和达观。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去生活、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鼓捣当了当地作协主席的她“弄点钱”才是最实际的,她也不硬装高雅,当即豪迈拒绝,而是说开玩笑说“你们去跟上面说一下嘛”。这种玩笑的折中应对,透露出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大众务实风俗的遵从。而这种风俗,也深刻反映出底层农民的卑下处境和对实际利益的向往。虽然在余秀华个人,这些细节不值得计较,但它对我们深入理解身在农村,生活不顺的农民的处境和质朴,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新的文化和思想,正在广大农民身上逐渐得到体现。网络的普及,就是直接引发这些变化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比较于过去的教育宣传方式,网络在文化传播当中的亲和力更加显着。作为受众的广大农民,在这个接受新事物的过程当中,主体性更加明确。因此在受过基础教育,适应时代潮流,能够积极上网的年轻人当中产生影响非常显着。网络文化,对余秀华的创作就有明显影响。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来自网友相互间的打趣,针对一句话敷衍而成。当然,诗歌本身也非常好。她诗歌风格的大胆,也分明有受网络风气的影响。又由于,当前网络风气主要受城镇市民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关注方向和表达风格,都跟传统的农业社会崇尚的价值有很大区别。这个影响,也造成她的诗歌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市民文学的气息。象《10个,我意淫的那个男人》等诗,也仅因为性别心理的原因,才使这些狂野的抒发没有蜕化成痞子文学。这个来自现实社会深切体验的个人真实,使她的诗歌跟农村当前普通人天然存在隔膜。在余秀华建立自觉的农民意识之前,这个既有的率真诗风,就不可能得到周围农民——哪怕是有文化的农民——的认可。而这个,也是必须接受的过程。这些发生在这个诗人身上的问题,还似有更加深层的寓意,可以为我们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在网络时代将面临的变迁提供一个生动的参照。

2014年夏天,逛银阁寺出来已近黄昏。肚子有些饿,便独自坐在参道旁边一爿小店前的屋台上,要了一份章鱼烧,边喝啤酒,边观街景。突然,一对男女进入了余光的视线。男的有一张非常英俊的脸,很阳光,但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定睛一看,是一个无臂无腿的人,“坐”在一只特殊的轮椅上,有如一尊活的雕像。我怔了一下,在脑中迅速检索,意识到眼前的“雕像”,不是别人,正是作家乙武洋匡。我眼睛紧盯着他的身形,唯恐稍纵即逝。但见他操纵着电动轮椅,飞快地从南向北移动。他的旁边,是一位骑着跑车的美女,与他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以同样的速度飞驰。我看愣了,竟然忘了打开一直挂在胸前的照相机的开关。当我意识到应该拍照时,他们已经从我身边“嗖”地闪过,转眼就拐进了哲学小路,不见了。简直是一幕快闪。好奇者远不止我,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也有人在用手机拍照。连正在铁板前为我做章鱼烧的老太太也走出店门,兴奋地问我:咦,刚才坐轮椅上的那位难道真的是Oto
chan(乙武洋匡的昵称)么?你看清了没有?我说:嗯,好像是他吧,应该。老太太的嘴张了半天才合上。

  今年41岁的余秀华,早在成名前,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她的人生会因为一首诗而被彻底改变。

余秀华的诗,最动人之处,在于:她的哀伤,有迹可寻;她的悲痛,不是机器生产的,而是“身体”这棵树,长出来的。这种情感,有根有径,有枝有叶。不像许多诗人的“伤痛”,是从树上剪下的繁茂的枝叶,插在装满水的花瓶里,难以存活,难以联想,更远离追溯之源。

如果诗人象余秀华那样具备了强烈的超越个人处境的冲动和条件,个人真实的价值观和来自广大群众习惯、被主流认定为当然传统的那些价值观就必然出现分裂。横店村那些普通农民虽然都认识字,但看不懂余秀华诗到底写的什么,甚至还问前去采访的记者她写那些行不行。另外,余秀华自己承认自己写正能量还有困难。这个,跟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足有关系。非主流创作要见诸广大读者,在必须经过严格编审的时代,主管单位可以强制非主流往主流话语靠拢。因此我们主流的文化和宣传部门,没必要对这个具体情况做任何反思。但在互联网出现的今天,这个对民间创作的主导方式就势必要发生巨大改变。目前主流的管控方式正在从主宰者,转变为向社会选择性推荐者;而到不久的将来,无疑会进一步转变为选择性研究和保存者。这个因传播方式的进步给民间自发创作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生存便利,因此尽管余秀华的某些诗可以写得很野性,乃至正规出版都不敢用,但读者仍然可以在她的博客里读到。这个也生动的说明一个真实的底层小百姓,此前很难获得书写正能量的情感资源。过去,由于某些对劳动者阶级整体和个人的区别不清晰,导致文艺当中拔高性的评价“典型”的农民——人民形象的思想觉悟,是违背事实的。这个将会在真实的农民自发性创作大量出现以后,得以清晰的反映出来。对这个,余秀华不是开始,但有一定标志性意义。我们要正确理解作为诗人的余秀华为什么会公然说,5-12地震的雅安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可以公开说自己不关心国家、关心人类,是因为具体的那个她要为自己的个人生活着急。这种被我们有的左翼人认定为民众落后的例证实际上深刻反映出社会进步对人的心理、思想影响的根本所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处境是导致广大农民无法关心国家大事的具体原因,而这过去常常被忽略了。要关心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得首先深入理解他们当前的具体生活,余秀华尚且不能超越这个社会规律的限制,其他赶不上余秀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无可指责。

(“五体不满足”的乙武洋匡)

  她的前半截人生可以概括为: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行动不便。虽然不能自食其力,她也要为生命找到一个支点。聊借一点幽微的光,摸索在生命漫长的巷道。

她的每一首诗,都是一片一片的生活碎片。比如,热爱她和她热爱的小巫;比如,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的男人;比如,那个杀死她兔子的村民;比如,她的横店村。

作为一个出生农村,个人处境不利的诗人,余秀华让我们看到的还不仅仅是一个真实样本,而是一个诚实的样本。如果她象那些条件更好的暴红明星那样,敢于积极把握偶得大名的机遇,那么她对此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将会是“入世”的,而非超脱的。毕竟人往往都难有对自己实际生活处境不在意的超然。在“我养的小狗叫小巫”和“致雷平阳”等诗里,表达她对自己生活不幸的强烈愤懑。然通过媒体成为热门人物以后,却勾引起的她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感叹。这些说明,一个身处底层的老百姓的超脱、达观下面,也常常隐含了一个人深刻的悲凉。因为个人的原因而“飞不起来”的宿命,会给这个女诗人的正能量写作带来巨大困扰。尽管客观的讲,余秀华以前的诗,在对个人真实处境的深入体悟带来的情感,细腻而丰满,毕竟还有些狂野和迷茫。但强烈的对个人命运的反抗情绪,总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没有个人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个阶层和阶级的政治意识也不会得以凝聚和体现。近年来,因为社会进步——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化带来的传统农民对新生活的适应问题,也导致某些作家对自己的农民出生的固守和强调。贾平凹说:我是一个农民;莫言说:我是一个乡巴佬;余秀华也说,我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农民,最后才是诗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些地位卑贱,因此曾经饱受煎熬的农民。这个自我身份的强调,隐含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刻道理,看似无足轻重的农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根本性的。要认识中国的农民,不能拔高的认识,有不能片面的认识。文艺要实事求是,要立足底层普通群众的实际,而不应该反过来,只讲从上到下的宣传。如果这个有效,余秀华的诗歌就没有任何意义,她确实有太多怨恨。但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哪一个不是这样?因此,作为一个诗人,我们更应该看到她这个人,这个女人、农民的本质,由此来认识她作为当代诗人的价值。在对待那些出生农民,因此思想境界尚有不足的作家、艺术家,甚至成功的企业家、那些从政当官的人,对他们的言行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对此,作为一个民间诗人,余秀华也有特殊的价值。

乙武在日本,真的是无人不晓。他身份复杂,是作家、体育记者、教员,同时兼任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真正是多栖明星。他于1998年出版的自传《五体不满足》(讲谈社),是战后日本的第二大畅销书,仅次于黑柳彻子的儿童文学作品《窗边的小豆豆》,行销550万册。正如自传的题目所表达的那样,洋匡生来“五体不满足”——先天性手足缺失症。1976年7月6日,出生于东京都葛西,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为了不使母亲受惊吓,洋匡的父亲和医院想尽了办法,母亲见儿子第一面,已然是洋匡满月之后的事。但母子初见,母亲的第一感觉不仅没有吃惊与悲伤,而是充满了“卡哇伊”的喜悦感。就这样,“生下来一个月后,俺终于‘诞生’了”,洋匡在自传中写道。

  上溯至2003年,余秀华已开始写诗,她蛰居的村庄,无边的麦浪、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相依为命的亲情、无法医治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闭塞环境,在她的笔下,意象纷繁,心事疯长,绝望伴随着希望,就像破碎伴随着贪恋。

以“生活”作“肢体”,渲染诗歌的真善美,制造精神的共鸣,这并不是余秀华独有的笔法。全中国写诗的人都这么干。只不过,那些回车键诗人,把“我早上吃了一杯豆浆,好香啊”这种生活内容,回车键成“早上/我/吃了一杯豆浆/真香”;而余秀华,则可能会这样写:我饥渴的时候喝豆浆/喝下去的是豆浆的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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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武在Twitter中自曝身高107cm,体重38kg。除了没有四肢外,一切指标都很正常,智商甚至很高。从小学到高中,洋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所有集体活动,竞走、跳绳、远足、游泳等,不一而足。小学四年级时的一次远足,目的地是神奈川县的弘法山,以地势高、山路崎岖而著称。临行前的班会上,老师宣布乙武的母亲想让他在这次远足活动中请假,问大家怎么看?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太滑头了!”谁都晓得弘法山难爬,但全班只有Oto
chan一人请假,岂有此理!于是,大伙一道去,“一个都不能少”。如此,洋匡在一个非常自然、友爱的教育环境中长大,几乎未受到过任何歧视和欺辱,其自尊与自信,可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并未为环境所消蚀、变形。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洋匡一面通过明星大学的通信教育课程继续深造,同时考取了教师资格,成为东京都杉并区的一名小学教员。2013年,就任东京都教委的委员。今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乙武洋匡,仍以作家和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活跃在媒体和公共空间,为教育问题、为震后东北地区的复兴而奔走,呼吁。

  为了证明自己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她甚至想尝试着去学人家乞讨。这段经历如果不是她的母亲谈起,也许余秀华一辈子都不会主动触及,她说,那天我没有跪,我的尊严监视着我不让我这样做。

当然,我无法效仿出余秀华笔下那灵气逼人的句子,我只是在尝试对比出:全中国99%的回车键诗人打着“诗歌生活化”的旗号,把白描生活场景和生活元素的句子与段落,用回车键切割成“诗句”,那种问心无愧的随意、罪恶、和不知廉耻。

乙武洋匡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在东瀛的街头巷陌,随处可见残障人士,从容不迫地走路、驾驶、购物、用餐。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苦的表情,面带微笑,在默默地接受命运安排的同时,像所有人一样,享受着日常生活的每一天。不止一次,我看见私家车在马路边停下。车门一开,从驾驶室里缓缓地落下一只轮椅,轮椅上坐着机动车的女主人。然后,车门自动关闭,残障女主人双手操纵轮椅,徐徐前行,但从未见后面的车辆鸣笛、催促。只要有乘轮椅的人走进车站,会在第一时间享受身穿制服的车站员的特殊服务,乘轮椅者会被用直梯送上月台,一直送进车厢。轮椅乘客无论从哪站下车时,在所乘的那个车厢的门口,一准会有到达站的车站员提前恭候。车站员身穿同样的制服,带着白手套,腋下夹着一块专用的木板——轮椅板。车辆与月台之间有一道缝隙,为避免轮椅卡在缝里和过度颠簸,车站员把轮椅板的一头搭在车内,另一头放在月台上。这样,轮椅便可顺利地从板上滑到地面。然后,再负责送出车站。如果乘轮椅者需转乘巴士等其他交通工具的话,则会被一直送到巴士站,直到交付给巴士司机。

  2012年她跑到温州,想找一份工作来安身立命,但很多人看到她的身体状况,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拒绝。“诗人不幸诗歌兴”。其后她更疯狂地写诗。不想溺毙在痛苦的海洋里,她总要有一支竹篙,或者一根稻草,让她免于沦陷与被淹没。

而余秀华诗歌中的生活,细碎到细微的生活场景、生活故事和生活元素;这不是她可贵的地方,也不是她最天赋的表现。余秀华的可贵和天赋在于,她用大量刺激人血肉和神经的诗味、灵气、意象这些调料,烹饪出了人们似曾相识的生活和感情。以及,读者可以用这种情感,表达各自不同的生活。

在新宿JR车站,我曾亲眼见一位英俊的青年车站员,从事先得到联络的指定车厢把一位戴墨镜、手拄盲杖的盲女乘客接到站台上。他让盲女的左臂挽着自己的右臂,下楼梯,出站。又走过数百米的通道,一直把盲女送到她准备换乘的私铁京王线的车站入口处,交给了对方的车站员。如此,残障人士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从一位车站员的手,到另一位车站员的手,在文明的“接力”中,走向目的地。

  “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让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

这才是余秀华。这才是诗歌。而不是像那些回车键诗人一样,用生活烹饪生活,用感情烹饪感情,最后他得到的,是会中文的人都写得出的中文;读者读到的,是一张张擦拭生活的卫生纸。

整个社会的文化,对残障人士充满了尊重与同情。歧视,不仅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而且是没教养、没文化的表现。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海量资讯中,你绝对找不到诸如“瞎子”、“瘸子”、“聋子”、“哑巴”等歧视性表现。不仅作家、媒体工作者自己会高度自律,读者也会代行监督之责,稍有不慎,便会受到读者的投诉,道歉没商量。对残障人士的尊重,并非仅仅停留于“形式”的层面,而是伴随着法律的约束和基于法律的,在就业、福祉等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援。

  在成名前,她写了两千多首诗。一个字一个字,被她费力地,甚至扭扭曲曲地写出来。

余秀华诗中的感情,是逼真的,是大胆的。她的诗,就像一撮发尖,撩动着人体内的骨头。那种共鸣和触动,透过皮肤、毛细孔、血肉,直达人心灵。她的悲痛,不像学院派诗人那高高在上的情绪,安居在豪华的地狱;也不像千万万回车键诗人,数着钞票,玩着美女,摸着大胸。在天堂里采摘快乐,在太平中强说愁,空洞,乏味,做作。

日本法律规定,拥有一定人数以上从业人员的企业,在员工总数中,身体或智能障碍者雇员务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所谓“障害者雇佣率”)。这是一项法律义务,企业须接受厚生劳动省的定期审查。未达标的企业,被课以名为“障害者雇佣纳付金”的罚金,再由厚劳省将这笔罚金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些超标雇佣残障人士的企业,以推进对残障人士的就业劳动保障。2013年,该法律进一步修改,对象企业的规模从原来的56人(以上)降至50人(以上),而法定雇佣率从原先的1.8%%增至2.0%%。即,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须雇佣1名以上的身体或智能残障人士。不仅如此,法律还对相关细节做了进一步规定,如拥有5名以上残障人士雇员的单位,须专设“障害者职业生活相谈员”,以确保对残障人雇员的职业指导和生活帮助。诸如此类法律的出台,是基于“共生社会”的理念,摒弃对残障人士的排斥与隔离,通过把他们接纳到普通人就职的企业和生活的社区中来,使其在共同体中实现社会复归,从而促进其生活自立及基于自立之上的自尊与自强,可谓对残障人士权利的根本性保护。

  她的诗生于泥土,长在罅隙,带着一股原始的力量,就像那些一望无际的荒野中的稗草,餐风饮露,肆意拔节。

无病呻吟,并非说诗人拿情绪和感情造假,说的是诗人处理不好生活、情感、诗味、艺术的融合之美,融合之真,融合之诚。处理不好,那就不是诗。如果这种关系和效果,能轻而易举地处理好,那岂不是每个人都能是诗人?如果每个人都能把生活加工成诗意,世间还需要诗人吗?

十几年前,笔者“人在东京”时,就职于一家拥有7万名员工的综合电机公司,尝与一位残障人同事打过交道。他叫佐藤。现在回想起来,佐藤应该是重度小儿麻痹症患者,疾病在他的手、足和面部均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步行、手的动作和话语表达:走路时,极严重的内八字,两只脚几乎是横着朝前迈,头歪向一边;右手几乎不能用,写字和键盘操作均靠“左撇子”,哪怕动一下食指的微小动作,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说话则更费劲,整个面部肌肉全在动,可听起来却相当费解。佐藤的工作是网管,负责公司LAN的维护。谁的电脑出现故障,都会在第一时间拨打佐藤的分机,请求帮助。我因为用的是前辈淘汰的旧电脑,又是技术盲,问题比较多,没少麻烦他。加上佐藤跟我住在同一个社员寮,通勤的路上,常常碰到,感觉比较亲切。有时给他打过分机,但迟迟等不来,便抱着笔记本电脑,下到他职场的楼层去找他。到了座位前,果然见他在忙——已经有人先于我,在让他帮忙修改设定,解决问题。虽然佐藤不善于表达,但他其实是很专业的网管,脑子很快,理解能力超强。只需扼要描述一下现象,他立马就能抓住问题的要点,并不多言,用“左撇子”敲击键盘,输入几行程序,三下两下,就搞掂了。他忙的时候,大家会把问题和自己的部门、分机号码写在便签纸上,放在他的桌上,人尽可以回去先做别的。不一会功夫,佐藤一准会过来找你,且“手到病除”。

  2014年11月10日,诗刊社微信公众号选发了余秀华的诗,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进行重点推介。这篇文章在此后的几天“病毒般蔓延”,激起一波又一波阅读和转发的热潮。其后,她的那首堪称“石破天惊”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刷爆了众多社交平台。

正因为处理不好这种关系,达不成这种效果,所以,大家才会说“只要贴切生活,就是诗”。

在日本的大企业,有很多类似佐藤这样的残障人士,他们不仅不是公司的“负担”,而且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职场赢得了尊重,有与普通员工同等的资历和与资历挂钩的薪酬待遇,其权利同样受到劳动组合(工会)的保护。对他们而言,确如乙武洋匡所说的那样,身体的残障本身,并不构成“不幸”。

  这首诗的风格,就像她的伯乐刘年评价的那样:

呵呵。

正是在这种“共生社会”理念的辐射下,残障人士免于成为社会的弃儿或边缘人,而是作为“地域的一员”,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并创造价值。日本的职场,从国家、地方公务员,到大企业、社会团体,到处都有残障人士的身影。由于经济衰退、高龄少子化、日元贬值等因素,日本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内向”的国度,可它的残障人士却并不“内向”,甚至变得越来越“外向”,高调、“任性”如乙武洋匡者绝非个案。已故考古学者、文明学者梅棹忠夫中年不幸失明,但却以一己之力,创设了著名的大阪民族博物馆,并亲任馆长,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被称为“知识的巨人”。顶尖的工业设计家川崎和男因一次事故,造成下身永久性瘫痪,他最重要的设计都是在轮椅上完成的,从无螺丝的眼镜到人工心脏,等等。以设计为信仰,坚信美好的生活源于设计,以“负责设计一切”的姿态,拓展着人类福祉的边界。

  “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诗歌太雅致了,在这个俗气的年代,每个人都想沾一沾这种雅气,除一除身上的俗气。这与人们用香奈儿祛除体味和狐臭的道理一样,但香奈儿如果每个人都用得起,那它就会是六神花露水,十块钱可以买两瓶,打折可以买三瓶,过期可以买四瓶。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只有让残障人士忘掉自身生理上的不幸,甚至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那个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普通人才能活得更安心,更踏实。而一个能让绝大多数残障人士“诗意地栖居”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能让余秀华在养兔子之余,“爱谁谁”地写她的诗,而不至被大众传媒大惊小怪,更不会被称为“脑残诗人”的社会。至于这个社会之成立与否,与残联主席张海迪女士实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这点上,余诗人真的一点都不“脑残”。

  网络上,人们惊艳于余秀华的诗情直击人心,惊世骇俗,醉心于她的诗句清新质朴,热辣滚烫,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唐诗宋词之所以是唐诗宋词,在于唐诗宋词的作者,都是工匠,他们把生活雕刻成了诗歌。诗歌,绝对是稀有的生活艺术品;大众都能表达的句子,绝对是普通的生活工具。玉和石头都是石族,贵族用玉器装饰视线,百姓用石头建造房子,价值不在一个维度。

  但在其他的一些学院派和诗评家那里,却颇多不屑:“如果没有告诉你她是一个脑瘫患者,没有告诉你她生活的背景,只是一个农妇写的诗,我相信很多人感动的程度就要下降了。”“你说善良也罢,说糊涂也罢,更多的读者被同情心所绑架。”

余秀华能较好地处理这种关系,也能较好地雕刻生活的样子,生活的艺术。所以,叫她一声诗人,她受之顺心,我们叫之顺口。

  甚至有人直指她的诗“不堪入目”“伤风败俗”,属于“荡妇体”,是对诗歌纯洁性和神圣性的亵渎。

但,我只能遗憾而无奈地说,她只是半个诗人。(我是她的读者,不是诗评家,我自然有权利这么说。)

  在这场舆论的狂欢与“交战”中,她没有伶俐的口齿来迎战,可以帮助她去抵御那些明枪暗箭的唯有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身边的那个人也无法窃取/你内心的花园/内心的蜜/你的甜蜜将一直为自己所有……”

诗界说,余秀华的诗和其它人的诗,放在一起,她的诗不修边幅,而其它人的诗可能穿戴整齐,珠光宝气。这被诗坛认为是余诗之亮点所在。

  对于被学者沈睿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没有骄矜自得:“任何一个人被模仿成另外一个人都是失败的。狄金森独一无二,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纵容和炒作,甚至是误判,非常令人悲痛。

  成名后,各路媒体蜂拥而至,各种活动纷至沓来。那个宁静的山村因为她而终日车马喧,她也开始奔赴各地去领奖,去交流,去接受膜拜的目光或者唾弃的眼神的洗礼。她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自己的诗集梦,并成为钟祥市的作协副主席,对于这顶“桂冠”,她头脑清醒:“作协副主席只是一个虚名,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几千年来,诗歌之所以能让人张口诵来,而著名的词赋、杂文、小说等文体,往往除了能给人留下宏观的印象,真正要通过读者的口还原出来,还需要对着竹简,还需要对着纸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也好,“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好,还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是“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人们都能在任意的生活场所还原,无需借助工具。

  无论被重塑“金身”,或者依然被踩在脚下,她始终有一份平和的自我认知。步履蹒跚,生活继续。

诗歌能流传几千年,贵在用特定的形式,制造出了“传播性”。这种传播性,在唐诗宋词里,重点是体态美、韵律美;在现代诗中,核心是音乐美。

  但对于爆火之后得到的一切,她又充满了感恩:“人生到此,仿佛所有的不幸、磨难,都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读完余秀华的诗,我为她诗中的情感悲痛,更为她的诗歌形态悲痛。

  2

也许,“野生”是大众乃至诗坛之所以认可余秀华的原因所在。但,不得不说,余秀华的这种“野生”,如果运用在散文、杂文上,她一定能写出超凡脱俗的散文、杂文;如果用在小说上,她一定能写出撩倒众生的小说。但是用在诗歌上,虽然增加了诗歌中“生活”的真实性,却扼杀了诗歌的传播性。

  但她真正想得到的并未得到。

那些把散文切割成诗句的“诗人”们的诗,没有传播性,不能以情感去保存,我毫不痛惜。但是,情感真挚、灵气逼人、金句浑然天成的余秀华,她的诗如果因为“野生过度”、“生活过度”,我会为之痛哭。毕竟,她的名篇,可以不仅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只是,我不知道》、《我爱你》。

  譬如爱情。

也许,因为余秀华的诗“不拘一格”,《诗刊》和读者才会推她一把。只是,同样是“不拘一格”,《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爱你》、《只是,我不知道》,却有着极其流淌的阅读旋律,这种旋律,没有特定形式,没有特定的修辞,没有特定的句式,浑然天成,流畅至极。

  她高二后辍学,打工的很多地方都不要她,便赋闲在家。由于身体的残疾,只能降格以求,在父母的安排下嫁了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入赘余家。

而余秀华大量让人汹涌澎湃、潸然泪下的诗,只写给读者,不写给诗人,这是残缺的。把这些诗,当作叙事日记,我不舍得;把这些诗,当成高逼格散文,我太残忍。里面有太多太多神来之笔了,弃之可惜,食之无诗味。甚至,这些文字,只是余秀华诗歌原料仓库里的诗歌原料。而这原料堆上,长满野草,结满蜘蛛网。

  但她说这是一段让她悔恨交加的婚姻,他们不爱对方,生育,生存,仅此而已。这段婚姻,除了给她带来了一个现在已经在武汉念大学的儿子外,更多的是不幸和苦闷。

或许,余秀华在这些诗作上,只需稍加喷喷杀虫液,打打除草剂,许多近似日记、酷似散文的文字,就会长成脍炙人口的诗意。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谈及他,称“我们没有任何交流,从不打电话,家,对他来讲只是个逢年过节的避难所。”

毕竟,散文,岂能因为短小、竖排、有诗歌的掠影,而称之为诗歌?

  他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她笔下的蝴蝶、飞鸟,包括她的呓语,她的憧憬,在他眼里,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的理想妻子和那些普通的农妇毫无二致,会干活,能生养,足矣!但她不是,她要的是一个能懂她疼她的男人,能与她的灵魂相和的男人。然而,在为数不多的共处时间里,他们除了争吵,就是相顾无言。

完全摒弃传统,打倒禁锢,解放语言,绝对不是诗歌存在下去的方式。

  “他从来不会在下雨天来接我,反而在我摔跤之后笑话我”。

  男人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却从来没有带过钱回家,儿子从小到大的花费都是余秀华和父母承担。

  她无数次想离婚,付诸实施时,父母以死相逼。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农村妇女,一个伤残女人,有人肯娶她,已经是对她的最大恩赐,她还有什么好抱怨和挑剔的。

  余秀华对婚姻的厌倦出现在诗里: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所以当她如愿以偿地拥有了选择的能力后,她要坚决地为自己错误的婚姻做出了断:“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志铭上——让我离开,给我自由。”

  2014年,她终于结束了婚姻。她将之称作是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离婚时,余秀华给了前夫15万,并为他在村里买了一栋新房子。离婚后,曾经怒目相向的夫妻俩坐在同一辆车上回家,两人第一次如此相谈甚欢。余秀华笑得很灿烂,前夫也笑得很开心。她得到了自由,他得到了钱。

  他们让彼此都得到了解脱,虽然她也有自己的担忧:“害怕别人骂我,骂我成名后就要跟老公离婚,这就不好听了。怕被骂有了钱就把老公蹬了。”但在她看来,和自由相比,名声并没有这么重要。

  舒婷在她的《神女峰》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她痛哭过无数个夜晚,但都不是在爱人的肩头。所以诗歌中那些关于爱情的描写,皆来自她的想象。

  她也曾热烈求爱,也经常调侃诗歌场合上遇到的男诗人。余秀华爱上过一个比她年纪大许多的文人,表白后遭拒。她哭了一整夜,最后胃疼得不得了。疼到后来吐血了。

  “一个人若太具备感情,是会自伤及伤人的。”她不会伤人,只有内伤。

  所以她真正的恋爱,仅发生在诗句里。

  3

  有人说她的诗里隐藏着“一只发情的母豹子”。

  几十年来,她所有的情感都压抑在内心,像蓄积的火山岩,无处纾解,无处释放,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左冲右突,想寻找到一个出口,于是她的诗中也就有了这样一只发情的母豹子。

  她的诗歌多为情诗,只有情诗,才能让她在想象的爱的原野中肆意奔跑,淋漓尽致地宣泄,表达那些温柔的也是无助的,美好的也是残酷的欲念和神往。当她遇到枪弹和攻击时,也只能在绝望中撕扯自己的皮毛,舔舐自己的鲜血:“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

  “痛”是扎在肉里的,有时她要将它们一根根地拔出来。

  但“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虽然离婚后,她获得了自由身,她的孤独一如从前。

  安妮宝贝说过,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无法靠近的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无法占有的感情。无法修复的缺陷。

  即便她倾尽全力,仍止于望梅。

  也许有了爱情,她可能写不出这样摄人魂魄的诗句,但如果可以,她宁愿做一个爱情的花痴吧,和任何一个陷在爱情里的小女人一样,去幸福地品尝爱的琼浆。然而囿于身体与现实的残酷,被爱远远放逐的她,只能将对爱的渴望,如星辰嵌到夜空里一样,嵌进她的每一首诗里。

  但有时那种爱,已不单单是情欲之欢、男女之爱,那从她不清晰的口齿里发出的,从胸腔里发出的,从骨头缝里发出的声音,更是对命运不甘的呐喊,是对她不曾得到的美好的呼唤。

  “切肤之爱和灵魂之爱,我都没真正经历过。我还是不甘心。”

  为什么要甘心呢,哪怕被命运强行摁倒在烂泥潭里,她也要摇摇晃晃地挣扎起身。透过布满乌云的天空,去寻找她玫瑰金的星光。

  有人说她很好战,早年在网络上动辄和别人掀起一场“骂战”。

  攻击性强的人,有一部分是源于天生的强悍,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荏弱。越是自卑,越是敏感,越是敏感,却容易放大外界对她的反应,所以,为了保护内心那个脆弱的自己不被欺压,她经常伸出小兽一般的爪牙去对抗,去还击。

  她的倔强亦如她的亮冽:坐了很久/两块云还没有合拢/天空空出的伤口/从来没有长出新鲜的肉……

  在诗里,她撕裂那些伤口,裸裎那些真相,哪怕它仍在流血,哪怕它丑陋不堪。

  而我们习惯了逃避,习惯了遮掩,习惯矫饰那些并不完美的残缺,习惯在一声长叹后戴上自己若无其事的面具。

  在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这个世界上,我们许多人都不及她的半分真实和勇敢。

  在沉寂多年的诗坛上,她的“横空出世”,就像一枚深水炸弹,炸得水花四溅,炸得乱云飞渡,没想到野蛮生长的农妇,竟能写出这般“振聋发聩”的诗篇,所以当记者问她,你有没有可以励志他人的故事还要说?她冷笑回:

  我励志个屁啊。

  苦难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除非你能驾驭与升华它,否则它则可能成为一场摧毁。

  但无论是在成名之初,还是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脑瘫”二字始终是很多媒体和猎奇者对她关注的切入点。

  “把苦难放在诗歌前面是不对的,本末倒置了。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脑瘫诗人’、‘农民诗人’等,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写的诗也是不一样的。我不回避‘脑瘫’的事实,但希望人们更多去关注我的诗。”

  眼前这个说话、行动都难于常人的女诗人,比许多健康人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不在乎得到的那些奖项,也不在乎人们给她贴的那些标签,她只想痛苦时有酒,清醒时有诗,余生有爱。

  她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是一位农民,最后是一位诗人。她感谢记住这个顺序的人。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作者周励回忆她曾在上中学时写过一封为正义发声的信,这封信后来被塞进她的档案里,成为莫须有的“罪名”,为此她连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资格都被取消,不能和别人一样享受那小小的荣光。

  她曾和一起被下放的兵团的战友,两个可怜的少女,在北大荒的旷野上,漫天的飞雪里,相拥痛哭,那种被孤立的茫然无助,被遗弃的巨大恐慌,是她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后来,那个可能让她一辈子都不得翻身的“污点”被清除。

  她为此感叹,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幸福。

  有多少人倾其一生,想达到的彼岸,不过是能和普通人一样,对她而言,拥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拥有一份可以互相懂得的爱情,是她的桃花源,亦是她的乌托邦。

  “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

  这情意,无数次被质疑,被轻慢,被鄙薄,被坚拒,但仍执拗地不肯被遮蔽,被掩埋,就像她因诗歌而发出的那些光芒。

  “命运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推,会不会忽然间摔下来,粉身碎骨。”

  没有什么人是真正无所畏惧的,对于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对于无法清晰洞见的未来,谁不是一边彷徨,一边前行。但没有“粉身碎骨”前,她仍一路摇摇晃晃地走着,以她的诗歌为拐杖,以她的情意为光芒,在这稀薄而喧嚣的人世间,孤独地爱着,丰饶地活着:我臣服我的卑微,但你永远夺不走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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